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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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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 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文章和著作对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福泽渝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的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作“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当时他是一个主张对外开放的“体制内改革派”,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不再对幕府抱有任何幻想。


1860年,福泽谕吉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帧照片(摄影师十二岁的女儿Theodora Alice Shew合影)


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它穿它,却要打倒它,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渝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吗?


“无所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福泽渝吉回答道,“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吃饭砸锅论”的指责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19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八十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庆应义塾校区内的福泽谕吉像


福泽前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渝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渝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渝吉出任政府官职,也被他拒绝了。前来劝导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渝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当时许多读书人以进政府为荣,以为当官才是正途。福泽渝吉非常不满这种社会风气,认为这是奴隶性的表现。他说,“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 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因此,福泽拒绝当官,以身心完全独立,自尊自爱,不侮辱自己作为终身的追求。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是福泽谕吉梦想的“国家之自由独立”逐渐成

为现实。


中津市的福泽谕吉故居


在他写回忆录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这些激情的“爱国者”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这些都是清朝政府煽动、纵容的结果。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清朝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清朝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清朝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清朝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在福泽谕吉逝世十年之后,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他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解决。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  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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