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文稿 |【艺术乡建】NO.2： 新时期艺术介入乡村的在地实验（上）

“艺术乡建”是服务器艺术最新推出的一个系列讲座。本文为第二期“新时期艺术介入乡村的在地实验”的讲座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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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讲座共3.5小时，整理文字三万余字。文稿将分三期推送，本篇为首期推送。

@崔灿灿：

谢谢服务器艺术的邀请，在疫情下能和大家进行线上交流和分享。“艺术乡建”系列研讨是由服务器艺术和渠岩老师共同发起的，我在一两个月前接到渠岩老师的邀请我参与其中的一场。当时我也和渠老师说：“我参与了一些乡建的工作，但是在乡建的经验和工作方法上，可能今天邀请的三位嘉宾更有发言权。”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第一位嘉宾：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著名艺术家渠岩老师。渠岩老师很早就在山西许村进行乡村建设工作，之后又在广东的青田村做，两个南北不同的地理、省份、地域的乡村案例，渠岩老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也出版非常多的重要的乡村专著，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的乡村建设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通过实践改变现实；

第二部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接触问题、反思问题、归纳问题，从而形成一套关于“乡村建设”的方法，由方法演变为系统，由系统提出今天关于乡村的理论。

只有这样，乡村建设才不是针对一两个点，而是具有更大的普世性和广泛性的参考价值。换句话说，正是理论系统让我们可以从乡建问题引向更广泛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讨论。这也是渠岩老师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

第二位嘉宾：安徽大学副教授、策展人、乡村工作者左靖老师。左靖老师也是中国乡村建设中非常具有代表的工作者，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乡村工作方法。

左靖老师在乡村建设上有四五个取样实验点，“碧山”、“大南坡”都是左靖老师的代表成果。 我们今天的乡村工作一方面围绕“普遍性”工作；一方面围绕“特殊性”工作。我相信在安徽碧山展开的乡建工作和在河南大南坡展开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就像贡布里希的一句话“我们面对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工具：一个钉子钉进墙里要用锤子；要把一个钉子起出来要用起子。”

乡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工作方法不仅是由自己的理论所决定的，同样是在和对象的协商、交流、甚至在受挫中不断修正和提出新方法。左靖老师非常重要的工作还包含他做的《百工》和《碧山》杂志——中国乡村建设理论阵地。在乡村建设最艰难的时候，《碧山》杂志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先锋，之后为中国近几年涌现出非常多的乡村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发表、谈论、探讨的平台，它将各种差异性、特殊性汇集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比对、归纳、讨论。

第三位嘉宾：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艺术家焦兴涛老师。为什么邀请焦兴涛老师？焦兴涛老师除了在做自己的艺术实践，近几年一直围绕“羊磴”这个地方展开他的乡村建设工作。“羊磴”不仅为艺术打开了一个新的时空，而且还赋予了乡村建设两个功能：

首先是解决乡村问题。通过落地实践解决今天的中国乡村现实、乡村理想，然后依据乡村历史制定一些与乡村共同协商的方法呈现今天乡村的变化；

第二，它反过来又重新改变艺术、改变过去对艺术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所以乡建工作有两个对象。

介绍完三位嘉宾之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渠岩老师邀请我参与这样的一个对谈？

首先我和在座三位嘉宾在近五年里在不同的乡建会议上至少有过五六次的讨论和对话，无论是在许村、碧山、大南坡我都有参与。

策展人崔灿灿在"许村夏夜大地的狂想曲"展览现场讲解作品  摄影：刘鹏飞

其次，2019年渠岩老师做「庙」与「会」——第五届许村国际艺术节的时候，我参与其中一个策展项目，在许村当代美术馆做了《许村夏夜大地的狂想曲》的展览。左靖老师也邀请我在碧山工销社做了《丁牧儿个展》。当然和焦老师也经常有会议上的交流，包括我对“羊磴”的工作非常了解，之前非常认真和系统地看过“羊磴”的演讲。

今天还有一位嘉宾非常遗憾没有到场——甘肃省石节子村的靳勒先生，因为他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我和靳勒是非常好的私交朋友，既是好朋友又一起工作多年。


靳勒在石节子

2008年，靳勒从北京回到石节子， 那个时候需要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才能从一个城市走向乡村。靳勒毅然决然投入到石节子村的建设，那是他从小出生的地方，村里只有13户人家。那个时候“乡村建设”的语境是非常边缘的，不像今天是一个显学——在今天能看到打着各种名义做乡村工作的人。那个时候，首先需要一个认识，重新去认识艺术的意义和功能，重新去认识我们工作的对象和内容，乡村成为一个新认识的落脚点。 第二需要勇气，因为在那个时候一切条件都不具备，乡村工作是日常的艰难、日常的繁杂，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借鉴，也没有更多的案例可分享，每个人都是孤军奋战。

靳勒从2008年开始围绕石节子做了一系列工作，直到他去世之前，在石节子的艺术活动大大小小近百场，有差不多三四千人去过石节子村——农业学家、艺术家、诗人、作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非常多不同身份的人涌进了石节子，涌进了乡村。

空中俯瞰石节子村

石节子村和南方的乡村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石节子的自然条件更恶劣、更艰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住在村里（我是一直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到了晚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寂静，没有电，也没有网络，屋顶还往下掉虫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生理考验。

在靳勒的工作之下，我后来再去石节子村，通了电、通了水、有了小卖部、网络、还可以分享世界的变化、分享世界信息，然而这种“分享”并不能完全改变石节子人的命运。像我们在今天一样分享着同样的互联网、消息，可是仍然存在着各自的命运和地域的差异，所以石节子是在那个时候围绕这些“差异”展开工作。

“谁的梦”石节子十年 展览现场，白盒子美术馆

2019年，我们在北京的白盒子美术馆做了一个“石节子十年回顾展”，之后受渠老师和左老师的邀请参与世纪坛的“乡村建设三个案例”的展览。我们当时在白盒子做展览的时候定了一个主题，我起了一个名字“谁的梦？”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


“谁的梦”石节子十年 展览现场，白盒子美术馆

一方面由于靳勒特殊的身份，今天谈到的“乡建”是知识分子的梦还是乡村的梦？是艺术的梦还是现实的梦？是哪一个主体？谁的需求导致了今天乡村的变化？基于这些，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在北京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大家意识到一个人回到故里、回到故土用了十年的时间带来的，一方面是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一个新的艺术类型、新的艺术工作方法，这也是石节子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想不管是石节子，还是碧山、大南坡、许村、青田、羊磴等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样本。今天这些样本汇集在一起，当这些样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它向我们呈现了在中国的广阔现实里面，乡村面对的是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问题。

换句话说，当“样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乡建才变得更丰富，更具备普世价值。我们既要面对一个村庄的工作，又要面对中国非常广阔的乡村工作。我们唤起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改变，我们希望通过乡村建设工作唤起中国几代人延续几千年的历史里对于乡村、对于中国具有绝大多数土地和广阔人群的群体的改变，这些能投射给我们更多的目光和更多的可能性。

话题回到今天的现场：渠岩老师、左靖老师、焦兴涛老师都在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给平静的文化现场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方式和工作方法。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围绕着为这个世界提供更多可操作的、可被实践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样本。我相信三位一定在这方面有非常经验丰富的案例，希望大家有机会在这里听到在当代艺术领域里“乡村建设”最饱满、最专业、最丰富的案例。

我今天也非常开心荣幸和三位乡村建设的专家一起听他们的案例，我们见过很多谈乡建的，但是我仍然相信三位老师：渠岩老师、焦兴涛老师、左靖老师的工作是乡村建设里最核心、最宝贵的经验和可参考的模式。

首先有请渠岩老师分享他的工作。

标靶时代的乡村世界：
空间·现代性·艺术实践

@渠  岩：

谢谢崔灿灿老师。今天我也非常高兴作为艺术家、乡建工作者给朋友们分享我们的案例。

乡建在今天变得比较火热和显学，但我是非常尊重从一开始就投入乡建的同仁们，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体会。我经常跟朋友说：“艺术圈做乡村建设是最难的，它不是个人化的思考表达，也不是艺术空间的呈现，是要到复杂的现实当中去，要和现实互动。”

互动难度比个人化创作难很多倍，在具体实践中大家是非常有体会的，碰到这些困难都是很难抗拒和坚持的，身心疲惫，包括身体都有“工伤”。因为要长期在艰苦多条件下工作，乡村是非常复杂的“现场”。

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遇到瓶颈和障碍，艺术本身也需要一个新的释放、出口，介入社会的现场当中解决作为艺术家要面对的社会问题。

以前，艺术家经常会说一句话“负责提出问题”。但我觉得做乡村建设的艺术家同时要承担能解决问题的使命！

这就带来非常大的难度，超出了艺术家自身的学养、知识范围，所以我们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包括灿灿老师，这几年也给艺术乡建的艺术家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策划了很多展览，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工作回顾，题目是“标靶时代的乡村世界”，借用了一个美国年轻社会学者的新理论——“标靶”，即任何学科、任何现象只要被瞄准，它就要被消费、被研究、被很多人讨论、介入，它就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村落改造热火朝天。

不论是专家倡导的乡士“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以城市为样板的“景观规划”方案，抑或是设计师在乡村的“个人表达”作品、由建筑工程队操刀的“村居改造”实践，其对乡村的介入大都难以摆脱认知的误区、学科的局限以及技术在其间的一意孤行。

尽管它们在表面上制造了村落形态与景观的更新，迅速改变了乡村面貌，甚至还由此延缓了乡村在都市化过程中被席卷的风险。

但这些在乡村空间和历史中连续流窜的改造、设计、保护和发展话语与暴力行动，都不外乎是现代性话语、权力与资本流动共同裹挟与互动的产物。并将我们带入一个悖论，即只要一介入乡村，“乡村”就立刻渐行渐远，只要一改造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

今日乡村建设蔚然成风，各类乡村活动如火如荼。资本、权力、话语和符号，将“乡村”捧上了现代化救赎的璀璨宝座。

乡村，既是中华文明信仰的承载者，又是近代革命的对象。但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改革开放的今天，乡村面临的机遇与讨伐不再停留于落后、封建和愚昧的修辞之中，而成为改革者、建设者与理想者高度关注的开发对象、建设对象与知识对象。特别是疫情期间，乡村比城市隔离舒服得多，有机的食品、新鲜的空气、舒服的空间，重新认识“乡村”变得非常可贵。

换句话说，乡村已不再是工业革命的敌人，相反它转世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其稀缺可贵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市场、知识界和国族建设中的核心对象。

面对深度全球化、数字化媒介时代所带来的虚无主义思潮与怀旧主义情绪，“当代”乡土中国已不同，甚至是悖谬的方式开始上升为社会关注中的主角。

一方面，“乡土”扮演着现代化反面，被堂而皇之地弃置于历史垃圾箱中，饰演都市资本主义的丑角与现代化进程之配角。

另一方面，“乡土”又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政治与“传统”话语升温的时下，化身为“中国性”的历史化替身；与此同时，又被消费主义的魔棒点化成为供奉都市小资与伤痕文青的特色和稀有贡品资源。

一、政府推动下的乡镇建设与美丽乡村计划。（国家治理+基本建设）

二、资本裹挟的商业投资和地产开发。（破坏性）

三、乡村旅游开发与商业化经营（基层政府主导+商业资本，在今天的中国比较普遍）

四、有机农业栽培。（服务市场+权贵）。

五、物质遗产与建筑民居保护。（遗产化+博物馆化）

六、民艺与民俗的抢救与保护。（非遗+民俗）

七、保护与活化：建筑与乡村规划。（规划+建筑）因为城市空间很小，乡村给规划市和建筑师带来一个巨大市场。

八、乡愁与文化想象。（小资群体+有闲阶级）

九、社会营造（非政府组织NGO）。

十、艺术家的乡村建设与艺术行动。（艺术介入）

我前几年在河北邢台参观的新农村建设。

乡村建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乡村的复活。近代的乡村困局是因为工业化而产生的，所以它本应该是复古，但也不是简单的经济自救。纵观世界的乡村重建经验，这是死路，直至今天，我们对乡村的思考还停留在表面，即便是主张留下乡村旧貌，解决村民的温饱还是远远不够的。乡村的复活，当以乡村树起自己的主体价值，并被重新认可为标志。我们要恢复乡村真正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生活场所，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载体。

二是进入乡村，重拾传统文化的火种，去救济今天已严重失衡的社会。作为传统，乡村是文明的余烬。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乡村，我们在乡村看到的不是物质问题，也不是建筑问题，亦不是经济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用“艺术”的方式融合乡村社会的整体价值，在今天逐渐显现出它的价值，它区别于大刀阔斧的政府治理和野蛮的经济开发方式。

1. 艺术是建立在符号表达、情感沟通的审美语言，它能沟通和搭建古今、异域和异族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艺术是一种“融合”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和解”。

2. 值得指出的是，用艺术的方式融合乡村价值，不同于大刀阔斧的社会运动，也区别于“剪刀手”式的自上而下的“介入”。相反，用“艺术”的方式展开的首先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未来，开启的是心与心、人与人之间的感动与相惜。也就是说，艺术修复社会的方式是构建协商、对话和共赢的实验平台。

首先，它带有一定文化建构色彩，要基于目标社会及对象群体的文化主体性与历史情境，进行开放式的相互启蒙与互为主体的实践。

其次，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超出了单一的审美实践，它是在社会现实场域中，构筑出一种能与地方文化生态、历史文脉、权力网络和信仰体系发生持续关系的能量源。

最后，艺术介入乡村社会是总体社会（超地方社会）的生命力得以“转化”和“繁衍”的文化动力。

渠岩十几年前在许村时候的照片

1. 艺术不是作为技术的表达，也不是作为审美的考量。我们将“艺术”重新视为一种现代性的“宗教”，一种重构社会关系的力量。艺术家不是用技术的方式换了一个场域在乡村完成一个作品，而是是一种身份、一种观念。

其中，艺术的现场好比一座临时性的“庙宇”，艺术家是“在场（Artist on Present）及与民众的互动参与。

我们借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 的“关系美学”给艺术家介入社会提供了非常多的思想资源。

2. 构建一种无限面向他者/它者的礼物共同体/“友爱的共同体”。它一定是区别于传统视觉方式进行创作的开放性互动互相融入的情感沟通的活动。

1. 艺术家的角色：

到底是文化的启蒙者？积极关系的建构者？日常政治的战士？

这几点，我在一些学校和介入乡村的同学们进行交流时，他们遇到了很多障碍，其实艺术家不是一个单一的身份，不是单一完成作品或者是美化一个建筑。

首先要转换自己的身份，不是给村民启蒙，应该给掌握各基层关系的官员启蒙，他们都受着现代化发展主义的影响和现代性的毒害，他们掌握着所有的乡村权力，一定要给他们进行启蒙，说服他们才能进入乡村。

第二要谦虚作为在地的学徒身份，向在地的村民学习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历史、禁忌、想法、喜怒哀乐，一定要认真学习，不是精英主义的态度。

第三是积极关系的建构者。到乡村不是面对单一的对象，比如要做一个项目和工程可以面对一个客户，但是在乡村面对非常多的主体：地方政府官员、乡村乡贤、乡村组织掌握权力者、村民、艺术家、学者、投资人等等，都要在这些关系当中协调好。

第四是日常政治的战士。乡建的过程当中要有自己的理想、底线和立场，如果出现不可调和的东西，那么也要进行据理力争、争斗、妥协。要在自己能够把握和认知，不影响自己的理想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些妥协，但如果违背自己的理想和初衷为资本和权力服务，应该进行斗争，或是妥协或是决裂，这是很难把握的。

2. 艺术的立场：

关注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扮演引导、激活乡村文化复兴的媒介）。

我们遇到很多乡村政府官员、地方官员，他们要你完成他们的想法，有一些想法肯定和你的想象是相冲突、相违背的，怎么既能相对协调好又能达到理想，又能达到村民的诉求，这也是非常复杂的。

3. 介入手段：

不能用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态度，用民族志式的在地参与、多主体交流及互动是两非常重要的方法，是在乡村工作的抓手。

1. 警惕以艺术家的单方视界遮蔽地方主体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彻底取消艺术家的观点和让渡自己的观点。

2. 警惕同质化的视觉习惯与印象，遏制乡土历史生长的现象。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乡土的想象，受到认知的局限，可能和乡村有非常多的差异。

3. 不能剥夺/抑制乡村社会的当代性。这里的“当代”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它是过去与现在的并置，不是一味回到古代或是我们想象的“乡村”。今天的乡村是开放的，不断生长的乡村，所以要基于今天时代语境下面对所有的传统、所有今天的问题来考虑、判断的乡村，来解决问题的乡村。

（1）市场：景观经济。

（2）政府：新农村建设。

（3）地方社会精英的现代性忧患。

我最早是做绘画、装置，2000年开始感觉到中国的乡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受到梁漱溟著作的影响，于是入乡村研究。

艺术家介入乡村有两个思想脉络：

1. 文化脉络：梁漱溟的脉络——民国乡建知识分子；

2. 艺术脉络：博伊斯的脉络——社会雕塑。

那个时候，我到乡村跑了上万公里，三四个省，在近五六年的时间拍摄了几组作品：

1.《权力空间》（2005-2007）：对权力的梳理、记录、反应；

2.《信仰空间》（2006-2008）：主要在江苏、安徽和山西拍的基督教现场；

3.《生命空间》（2007-2009）：乡村地下诊所、合法的医院，村民的生存状态；

4.《造神空间》：乡村新的一些信仰空间的产生。

偶然的机会，我在太行山拍摄作品的时候遇到了许村。那时做乡村建设不像今天（很多地方邀请我去），那个时候没有人邀请做乡村建设，都沉浸在城乡一体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以我看到大批拆毁乡村。我从本能和责任出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开始思考能不能做乡村建设。

那时面对的问题是用牺牲乡村成全城市，城市不断地侵蚀乡村、无节制侵犯乡土的生存空间，拆掉了非常多的村子。

我在2007年、2008年认识了许村当地的精英、乡贤、官员和村民，开始乡村建设的实践。

 “许村计划”是从2008年开始的，是中国乡村建设最早的案例之一，“许村计划”是中国艺术家深入乡村的“多主体”联动与“在地”实践，是艺术家力图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彰显一系列“打造”和“开发”的野蛮与荒谬，消解“去地方化”的同质设计，呈现威权与机器结盟时代构筑社会和恢复文化主体性的多种可能。

乡建不只是简单的建筑问题，既不是发展话语下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灾难话语下的物质遗产的抢劫，这些都是表象，它实际的问题离不开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层危机，乡村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也会以它自身的方式苏醒。

许村实践过程中不同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动关系：

1.艺术家——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2.村民——留守家园的大部分许村村民；

3.村委会——许村基层政权。

许村是一个行政村，原来是乡镇所在地，村落形态、留守人比较多，90年代乡镇撤销，但还有没撤掉的学校，所以它有一些活力。乡村兼并和撤掉学校给乡村凋敝带来非常大的问题，让村民有意或被迫为了孩子读书要到县城去、到乡镇去。

4.农家乐协会——村民有民宿经营权的组织；

5.当代乡绅——回归家乡的官员与知识分子；

许村之所以能做成功得益于许村有乡贤这样的人物。原来在县里做常务副县长，后来做政协主席的范乃文先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乡贤，他有当地深厚的文脉、乡村浓厚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外来的艺术家才能在当地坚持这么多年，当地的乡绅非常重要。

6.和顺县政府——当地政府认可予支持。

艺术许村的个案实践：

1. “许村宣言”：从2010年开始唤起社会对乡村的保护，它是“多主体”协商与策略；

2. “许村论坛”：地方知识的跨界再生产；

3. “魂兮归来”：重构地方社会的宗教礼俗vs现代化的“传统复兴；

4. “新乡村”的家园理想：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条道路”；

5. “实践”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尝试、反思调整和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许村位于太行山最东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太行大峡谷的断裂带，海拔1500公尺的一个山坳里，由于交通不便被世人遗忘。

太行山盆地中的许村

许村的环境非常艰苦，一年的无霜期只有140天，种的粮食只有玉米（当地叫玉蕉），还有少数的木耳、核桃等山货。青壮年一定要去打工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和生计，留守乡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

我们当时做了一些调查，很多村民希望迁出去，改变生活。

明清时期，山西晋商在晋中盖了很多辉煌的乡村民居和大院，山西地上文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当时对乡村的判断以“文物遗产”价值来判断。

当时我问一个村民“为什么要迁走？”村民说：“文物部门来我们这看过了，没有一个算是文物保护的建筑。”我说：“这是你家，难道不是文物就要被拆吗？”所以当时我感觉乡村是一个文文明价值，而不是文物价值。

当时政府用单一价值来判断乡村价值，大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家、自己的乡村没有价值，不知道“家园”价值的重要性。

图片：专家学者集聚许村，参加2012年《许村论坛》合影

《许村论坛》现场照片，当时也让村民探讨自己家乡的发展和乡村的未来。

在实践中，我们给村民修复被废弃的房子，免费开展“乡村民居自救工作”。

如果一开始做艺术活动，村民肯定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去了之后先从基础环境、建筑、村落保护、卫生等方面开展。

我经常说艺术家第一没有钱，第二没有权，他只能靠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影响和唤醒各个利益方、政府，然后用他们的资源投入到这个地方。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我们用废弃的公共空间做了“艺术公社”这样一个公共机构，以此作为基地进行文化重建、艺术活动。

许村修复计划：许村公共区域规划改造实施乡村修复概念

给村民修理修复农家院、做民宿； 带领村民修复公共建筑；

修好之后，许村有很大的面貌改观。

梁漱溟说过“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我们做了一个艺术机构，通过艺术节庆的方式对当地进行改造和建设。

节庆与地方振兴：许村国际艺术节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节庆活动是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日期内，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一种民间社会活动。

许村艺术节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耕耘，许村村民已经将艺术节作为自己的节日，深深嵌入到地方文化与乡村生活之中。

2011年首届许村乡村艺术节

许村艺术节之所以有持续的生命活力，得益于外部文化资源与当地文化逻辑的成功嫁接与融合（包括外地艺术家和当地村民相互配合和呼应），也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世界与地方的共生性。而此种共生关系是可以持续的，恰恰在于他是在节庆与游戏中完成的。

现在许村的孩子到了艺术节的时间，他们有的随着父母在外面打工、读书的都必须回来。他们很自豪地说：许村有两个节日，一个春节、一个艺术节。他们把许村艺术节当成自己的节日，还说到：我们不比城里条件差、不比县城的条件差。

我们做的每届艺术节都有一个主题，主题不是纯粹娱乐活动，我们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使命。第一届“一次东西方的对话”；第二届“魂兮归来”，第三届“乡绘许村”，第四届“神圣的家”，第五届“庙与会”。我们一点点往文化的角度推进。

艺术家在许村进行艺术创作

许村艺术节的初衷是为许村历史空间、文化再造行动找到艺术的原动力，现在看来，不光是许村，连周围几个乡村都恢复了活力。当地村民说：从解放以后许村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通过村民的眼光和表情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乡村复兴”的渴望，所以“许村计划”如同一个开放的自由平台，它能建立、维系和积累社区的人际关系，唤起社区成员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感。村民非常活跃，和艺术家一起共同欢庆他们的节日，和艺术家一起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恢复了非常多的民俗活动，且一直延续至今。

 艺术介入乡村，不但能够为乡村注入活力，还能唤起每个人对身处环境的空间、历史和社群发生好奇心和察觉心，并保存多元、包容、互助的核心价值观。

“许村助学计划”（2010年——至今）

“许村助学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深深改变了许村的下一代。每年艺术节期间，艺术家作为志愿者帮助许村的孩子培训，现在已经扩展到周围好几个乡村了，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这些驻村国际艺术家能给他们带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孩子们都非常珍惜。

这是给他们分班的情况；

志愿者教孩子们英文；

澳大利亚艺术家教孩子美术课（绘画课）；

上海少年钢琴家王若瀛和捷克志愿者阿戴拉给孩子们上钢琴课；

美国的志愿者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合唱；

每年的艺术节闭幕式上，许村的孩子都能表演节目，给自己的家长和村民汇报。

追寻信仰，重建乡村礼俗社会

近代中国革命不断经历社会改造，断绝了一切可以使生命不朽的路径。乡村乡民也同城里人一样，被拆散为孤立的个体，其中“集体信仰”也在今天的“复兴”中凋零。

中国人用传宗接代的观念，使生命不断延续，这是区别西方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正是在“宗”之上形成了中国的乡村社会，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它极为奇妙地将家庭生活、两性情爱、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体系在传宗这一生命行为中奇妙的交汇合一。

我们在许村也发现，从敬神到拜物的过程，也是现代化不断破坏信仰的过程。

青田村航拍图

2013年，我被广东工业大学聘请组建城乡所，后来在顺德地区做了“水乡乡村复兴”活动”，在青田实践过程中用不同主体相互的联动关系：

1. 村民——在青田村生产和生活的村民；

2. 新乡贤——热爱家乡的青田官员和文人；

3. 村委会——青田村基层政权；

4. 榕树头乡村保育公益基金会——当地热爱公益事业的企业家；

5. 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青田工作坊师生

6. 杏坛镇政府——当地政府认可与支持；

7. 艺术家——热心乡村建设的公益艺术家与专家。

青田方式和许村有点不一样，许村是节庆方式贯通传统文脉、地方信仰、地方价值帮助许村慢慢复苏。在我们不断奔走下，市里各级政府做了非常多的投入，最让我感动的是在2015、16年左右，许村整个下水系统全部建好总共花了几百万。我们知道传统乡村没有上下水，特别是到山洪爆发时期，整个村子就被淹了，在我们的呼吁下，当时晋中市委书记张璞书记、和顺县委书记孙书记的关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即便在遇到大水时许村都没有被淹掉。

在青田，我们发现南方乡村文脉和北方不一样，保留的比北方要好。我想起一个历史学家说一句话“宋代以后南北就分裂了，南北方已经不是一个文化了。南方反而保存了非常多的传统，包括宗祠等。我在顺德考察时非常吃惊，有一个村子居然有70多个祠堂，北方很多乡村已经没有祠堂了。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在青田做了历史和文化调查，发现青田有非常多的传统线索没有被破坏掉，所以做了“青田范式”的乡村复兴在九个方面的体现。      

《青田范式》建立在对青田乡村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强调地方性（特例）的青田范式（经验），将地方性成为主线。这九条包括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教育、环境、农作、民艺、审美等方面，并完成整个体系进入青田，再以具体的线索作为基础展开，作为地方性传统和时代衔接，形成新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形态，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以其使乡村走出困境并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2016年发布《青田范式》，根据青田遗存的传统做出来九条线索：

九条线索非常完整，又非常详细地把每一个价值系统梳理出来。我重点讲几个方面。

比如青藜书院是青田私塾，是乡学的重要现场和遗存，作为今天对外思想和村民文化交流的平台起到文化辐射作用。书院就是文脉传承平台，成为与现实社会衔接的现场。

青藜书院

再如关帝庙。乡村秩序主要靠民间信仰和礼俗形成和凝聚，在血缘社会之外的关系中要靠“外神”（关帝）来维系，关帝——礼俗的诚信系统。

广东经济为什么发达？有很多人不解，以为广东离港澳台比较近、地理环境优越、改革开放等优势，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是经商的诚信系统，它是靠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维系构成的。

为什么关帝在北方是忠义，到南方变成财神？因为经商离不开诚信，关帝是诚信的象征和符号。广东这一带家族秩序维系的非常好，经济繁荣和这一传统有关。中国没有基督教法理社会形成自己的诚信系统，无论经商或交往是靠礼俗社会（熟人社会）建构这套诚信系统。顺德的经济如此发达，还有一个现象是当地农商银行存款超过四大国有银行，他们比较相信自己的银行，P2P没有跑路的。对比北方，无论经商、金融借贷骗一下就跑了，永远不回来了。   

“上善若水”当代艺术龙舟行动之行为艺术 吴高钟《一口口水》

回到艺术方式，我们发现顺德地区用“水”建构整个历史的遗存和价值系统。我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可现在水污染很厉害，于是我们做了“上善若水”这个当代艺术活动，来恢复水的秩序和尊严，将艺术融入到当地的民俗活动中，对恢复构建乡村秩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崔灿灿：

非常感谢渠岩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一个从中国北方的乡村到中国东南的乡村实践图景。

渠岩老师通过实践建构了一个严谨而又扎实的理论系统，把两个乡村放在全球化、后殖民、现代主义和传统的更庞大的理论系统里，建立了理论坐标的参考性价值。渠岩老师给大家看了非常多有趣的实际案例，渠岩老师分享的PPT有180页，我相信这只是渠岩老师工作的1%，今天由于时间原因不得不打断渠岩老师精彩的讲话，给下面的讨论留一些时间。

作为主持人，我想先提两个问题：

第一，我想问一下渠岩老师，许村和青田这两个案例在工作方法上有没有可供更多案例参考的普遍性的方法和概念？

第二，渠岩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从乡村实践转向理论生产、知识生产、话语建构。请渠岩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近几年出版的几本关于“乡建”的书，这样观众也能更多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可以了解渠岩老师更多的工作。  

@渠  岩：
灿灿老师提的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最早在许村做乡建的时候，无论是“许村论坛”还是每一届的艺术节，都会请很多外来学者、艺术家，他们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认可。随之而来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复制？” “能做到什么时候？”。

我的回答是：我每天都在做，每天预感到第二天可能就失败了，因为“偶然性”太多了，但即便失败都不要紧，我们能够给后人提供一些失败的经验。人类的思想史就是这样推进的。

“这两个地方有没有共性”？我认为它的“共性”就是它的“差异性”，确实差别太大了。看似是一个国家、一个汉民族，实际上差异非常大，看看今天的经济对比就能想像到它的差异如此之大。北方的经验在南方可不可以用呢？实际上方法、思想和前面我总结的一些方法论（身份、态度）等是共用的，但把具体案例拷贝到另外一个乡村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做理论思考、方法论的建设？2013年，我被聘为广东工业大学在学校里有教学任务，所以不能只讲经验，还要在经验里找到共性，尽量建立起这一学科，所以率先在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开设“艺术乡建”的教学和学科，我们的学校领导、老师对这方面非常重视，这是我的工作，也属于我的兴趣，所以在这方面有了很多感想，也梳理了一些方法，写了几本书。

2015年出版《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2018年出版了《限界的目光》，2021年出版了《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文明路径》，还有上个月已经交给上海三联出版的《中国艺术乡建地图》，我也写了将近10万字的前言作为我的一个理论思考。

关于 “艺术乡建”的早期实践，理论家和艺术批评家可能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所以逼着艺术家一边实践、一边做理论方法的思考，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崔灿灿：
谢谢渠岩老师，现在请两位嘉宾做一些讨论、评议或者是提问，首先请左靖老师对渠岩老师的发言做一个评议。

@左  靖：

我跟渠老师非常熟悉，许村和青田我都去过，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渠岩老师对于乡村地方知识的梳理，尤其是对“精神性”内容的梳理和重建，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去到乡村，看到的“文化”大都是一些浮面的东西，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很重要，但很难能够进入到精神层面。渠老师的工作范围甚至由精神层面上升到了信仰层面，一直是让我特别钦佩的！

从“乡建”和对地方知识了解的深度来说，渠岩老师这么长时间的耕耘，而且有自己的方法，他把乡村文化精神的重建作为乡建的核心和内核来看待，这一点确实是值得要去到乡村、想为乡村贡献一份力量的人借鉴的地方。

因为大多数所谓的做“乡建”都是作为一个项目，几个月做完就走了，跟乡村没有任何后续的关系。想想看，几个月能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bug，乡村工作一定是非常长期的过程。渠岩老师能够抓住乡村最本质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工作，边实践、边总结，还有很多著述，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焦兴涛：

渠岩老师从“许村”到“青田”，我非常了解而且一直在关注。我特别钦佩的是他在十多年乡村建设实践中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梳理，不仅仅是从艺术、艺术理论、艺术学角度，还从人类学、社会角度做了更多的阐释，这种跨学科的认识和了解对今天的乡村振兴、艺术乡建尤其具有意义。

这不仅仅是艺术内部讨论的话题，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所以有几点我特别赞同，艺术乡建也罢、乡村建设也罢，最核心的话题是“伦理问题”、“主体性”的问题，我特别赞同他的“互为主体”的观点。 “互为主体”在我理解是今天艺术乡建、乡村建设需要一个“新主体”不简单是原住民、外来艺术家、外来艺术资源、城市资源。

今天的乡村村落90%倾向于是空巢，留下的都是老人，这样的主体是怎样一个乡村的主体？因此，今天的乡村建设一定是敞开的，一定会面向城市、面向时代、面向外来的资源，这才是今天乡村建设新的方向，特别认同这一点。

另外，我注意到“许村模式”和“青田范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差别，也请渠岩老师回应一下。许村是一个临时起意或者是乘兴而起的项目，没有预设。但是，青田似乎有一个理论先行，用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些基础社会学调查、调研后总结了“青田范式”之后进行实施。两种不同的实施方案在开始和发端、实施过程当中会有所不一样，我挺关心这个区别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两个地方里“乡风民俗”、“传统信仰”的恢复成为很重要的显学。所以您是把它看成目标还是手段？最终怎么定义它在今天现代化背景下的艺术乡建、乡村建设里面的意义？

@渠  岩：

我和焦老师有几次交流活动，包括我去川美，也非常熟悉了解焦老师的“羊磴计划”。我对你刚才的两个问题做一些回应：

“许村”作为一个偶然的摸索过程，跌跌撞撞的过来，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不断校正自己的认知方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可能预设出想法、方案的，所以我们善于吸收，不光是地方性支持，还有多学科的借鉴，我也不断地把各个学科的朋友请到许村来校正自己，所以走到了现在。

“青田”是对乡村的关注、社会的关注，对我来说，要做是主动的期待。我看到的青田和北方完全不一样，既然是主动的，我就尽可能考虑得周全和完整一些。要按照一个最好的理想来做，能做到哪儿是哪儿，做不下去再想想看别的途径，每个乡村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困难非常多。但是在过程当中哪些困难能解决，能回避，能绕开，哪些能拒绝甚至不能做，我们也在不断调整过程中。

关于乡村的礼俗系统、诚信系统，南方保存的很完整，还能维系今天的生产生活和经济行为，相当于同乡同业，青田是家族系统维系礼俗系统，再产生经营行为。我前年去福建莆田考察，参加郑振满教授的工作坊。莆田经济是宗族家族之上的“社”——古代传统社会的“社”。用“社”维系整个经济、生产行为。按照郑先生的话说，今天研究莆田经济的人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一样，他是用礼俗维系经营。中国人确实有他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影响今天的生活和经济。    

今天和古代传统社会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古代社会是两个理想：社会价值到城市去，生命价值是回到家乡、回到祖先的土地血脉当中，无论做官还是经商。今天我们把生命价值的路给斩断了，只有社会价值，可是灵魂无法安放，所以带来了今天的社会堕落、社会败象。既然我们能触摸到这些传统，看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努力去做呢？这就是我的思考。

@崔灿灿：
谢谢渠岩老师的分享。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无论是许村或是青田，渠岩老师在乡建工作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两种深化：

第一个深化是由村民情感指向村民精神，由精神进入村民信仰系统的讨论，由一个单独的个体情趣引向关于信仰深化的认知；

第二个深化是乡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是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现代性和传统主义等等非常多理论版图上综合反应的产物。这个深化是将产物重新回到产生它的广阔理论背景、价值冲突以及重新通过它的案列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论生产。

换句话说，我觉得乡村建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了我们的理论系统、学科的丰富和建设，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和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