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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几十万,村里招聘这种人才!有人放下豪言,1年后却被村民投票“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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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原点original Author 雷册渊

4000人报名,300人入选,这个数字是去年的4倍,录取比例为13:1。在入选的人中,本科学历以上的占比达到68%……一个多月前,2024年“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开学典礼举行。

坐在台下的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乡村CEO刘松没有想到,四年前余杭区聘请他时,对他的期待仅仅是“把村里的米卖出去”。四年后,不仅强村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2000万元,乡村CEO更是从卖米,到卖体验、卖教育、卖经验……刘松也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第一人”。

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招聘乡村CEO,而后被多地乡村效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由各地政府主导,中国农业大学、腾讯等社会力量助力的乡村CEO聘培,已经推广到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重庆等省市区的125个县市区。

2024年“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开学典礼。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 雷册渊 摄

“又土又潮”的乡村CEO赛道上,探路者众。然而,除了永安村这样的备受瞩目的成功案例外,一些尴尬的后续也引发关注:曾放话“三年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的首任乡村CEO赵祥彬,由于年度考核时村民公投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有2位辞了职;云南昭通“云中苗寨”的运营者们,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昆明引进乡村CEO的6个试点村,如今只剩下1个村子还在坚持……

乡村CEO究竟是不是一场可复制的创新实践?答案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乡村CEO的实践意义远远超过了经营乡村产业本身,而是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

村里来了CEO

永安村的水稻,在还没有种下去时就完成了销售。

在村里的核心区,稻田以10亩为单位分隔,由70余家不同的企业以每年8万元的费用认养。收成由村里托底,保证10亩田每年产出6300斤以上的优质大米。这些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线上监测系统随时查看稻谷的生长情况、组织员工来村里团建,还能把精美包装的大米作为员工福利和商务礼品发放。

村里还有一片共享菜园,与认养稻田的逻辑相同,个人或家庭可以每年1380元的价格认领一块15平方米的菜地自行耕种,或者花2680元交由村里托管,每年可以得到两季、至少8种有机蔬菜。

在村文化礼堂的大屏幕上,数字农业正具体可感地呈现,水稻生长、天气情况、土壤肥力等实时监测数据一目了然;永安大米、米浆饮料、米酒、月饼等稻米衍生品陈列在游客中心的货架上,供人选购……

这里位于浙江省北部。一条南苕溪从天目山间流出,自西向东经临安至余杭,在南湖附近突然90°北折,环抱河流北岸的8个村子、3万亩良田。永安村就是这片区域的核心。

以前,由于永安村地处非常用蓄洪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97%的土地都属于永久基本农田,只能靠农业发展。这让它在富裕的浙北长期被视为没资金、没用地、没风景的“落后村”。

让它蜕变的转折点,是四年前的一次招聘。

永安村航拍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0年,杭州市余杭区8个村子开出了年薪18万元(此外,根据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另有绩效奖励)的条件,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
通过选拔,安徽人刘松成了永安村农村职业经理人,出任永安村强村公司总经理。这个公司隶属于永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服务于村集体经济,董事长是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刘松则有一个更时髦的称呼——乡村CEO。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乡村经营的“第三条道路”。

此前,乡村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村里的“能人”、大户或返乡创业者等来承包村里的闲置资产,但不是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的“能人”,即便有,村集体和村民也只能获得租金,收益有限;另一种是和外来的公司合作、开发运营,但这样又容易出现“公司拿大头,集体拿小头,村民拿零头”的情况。

想要把乡村经营的收益留在乡村,就要补上乡村面向市场时的短板。然而,在绝大部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就是村书记,他们所承担的基层治理的行政任务本就繁重,很多人在经营能力上也有所欠缺。所以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由职业经理人来专业化、市场化地运作村集体经济,带动整个村子发展,就成了越来越多乡村的选择。

“不能简单地把乡村CEO理解为在乡村聘用一个懂乡村经营的人。它的本质是为农民、为村集体,雇佣一个懂市场、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以弥补乡村治理资源的断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小云说。

皖西学院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的刘松,第一份工作是六安一家养猪场的饲养员,他有技术又年轻肯干,很快成了生产负责人。2012年刘松来到浙江,一直做到了某上市企业农业板块的高管,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

2020年,35岁的刘松看到了余杭区乡村CEO的招聘信息,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乡村梦想。笔试面试第一,加上此前的从业经历,让他在80多名永安村乡村CEO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这年10月,刘松“走马上任”。

刘松。

“生意人”

一个传统的“粮食生产型乡村”来了CEO,这本是件新鲜事。可是,乡村CEO是干什么的?怎么干?不仅是永安村的村民们心存疑惑,就连刘松自己也四顾茫然,没有答案。

因为就是这年年初,在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招聘的首任职业经理人赵祥彬,由于年度考核时村民公投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村里的集体企业收归村委会管理。

这在乡村CEO的圈子里,甚至整个长三角,都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大家还隐约记得,2019年3月,在赵祥彬的聘任仪式上,周边8个村的村民都赶来围观,他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说:“3年后,我将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大家没有等来下姜村的上市,等来的却是赵祥彬被迫离开的消息。此外,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也已经有2位辞了职。

这些事让永安村人对乡村CEO心里打鼓,初来乍到的刘松自然也不敢贸然行事。

他带领团队先以农文旅活动为突破口吸引人气,组织了开镰节、开春节、插秧节、长桌宴等;又发展稻田、菜园认养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开发大米衍生产品,增加农作物附加值;探索“民建村用”,由村民出资将闲置房屋仓库改为农家乐,90%以上的客源由村里负责为其“导流”,农家乐除了每年向村集体缴纳8万元的管理费外,其利润的40%到50%也交给村集体;联合包括永安村在内的8个村子成立“千村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

永安村强村公司组织架构。

2023年,小小的永安村迎来了1200多批考察团。今年更多,从农历新年到6月,村里已经接待了四五百批人。这是永安村民从没想过的景象。费用也明码标价,参观讲解40分钟,收费700元;如需团队讲授乡村运营课程,费用则为3000元;如果有点名要刘松讲课的,则收5000元。

在刘松团队的运营下,永安村强村公司去年的年营业额达到200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升至2023年的550万元,村民的土地流转收益从每亩800元提升至每亩17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4.2万元提升至6.3万元。永安村成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乡村运营最成功的案例,刘松也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第一人”“乡村CEO教头”。

唐文铭是比刘松更早成为乡村CEO的人。2019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经营着一家乡村运营公司的唐文铭,应聘成为小古城村的乡村CEO。

唐文铭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村里原本繁重的接待任务市场化。他梳理讲解词,招聘了专职讲解员,把接待工作做成了一门生意,对前来考察的团队收取讲解费,不仅减轻了村委的担子,还为强村公司赚得了“第一桶金”。

而后他又在村里建起了露营地和网红景点、推出沉浸式的乡村体验项目等,带动人气,盘活了小古城村的资源。

红色根脉和基层治理是小古城村的金字招牌,唐文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村里原本繁重的接待任务市场化运营。

“我们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把村集体经济变成一个市场化主体。打个比方,村里原有的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只能算是一个未成年的市场化主体,它并不拥有完全的市场行为能力,而通过强村公司,村集体经济就成了一个健全的市场化主体。”唐文铭说,“通俗来讲,你(指村集体经济)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生意人’,才能到市场上去跟人家谈生意。”

不过,身份转化有时也会遇到现实的龃龉。“我们出去不断说我们是企业,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政府。另外,村集体经济本身还有决策时间长、程序多,团队效率低等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刘松说。

就像一把“双刃剑”的两面,村集体经济市场短板另一面,是政府“背书”带来的强大的导流和资源统筹能力。比如,永安村的稻田认养项目刚推出时,没有企业愿意来认养,正是区里帮忙牵线搭桥,对接了11家央企、国企率先认养,形成了示范效应,才逐步发展到了现在的72家。

“在一个乡村、一个村集体里面,既有村庄治理负责人,又有村庄经营负责人,行政功能和经营功能都齐备了。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里,村书记作为准官员,乡村CEO作为市场力量,两者直接衔接在一起,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这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微观模型。”在腾讯为村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经济学教授周黎安如是总结。

CEO与董事长

人手不足,曾经是唐文铭最头疼的问题,他曾多次向村里提出,希望给团队多招一些人手,可是难以推动。“按照村里人的理解,我们村里也好、强村公司也好,去招一个人,这就是个铁饭碗,这个人是开除不了的。”唐文铭说,“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只能不断去跟村里沟通。我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现有的几个人留住,不让他们‘跑’了。”

几乎所有乡村CEO都有一个共识:一个乡村CEO能否在村里充分地施展自己,和他能否得到村书记支持、与村“两委”形成良性互动密切相关,这是乡村CEO能否成功的关键。

刘松到永安村的第一天,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就在全体村干部大会上表态:“刘松来了之后,我们要举全部之力,协助他的工作,决不能拖半点后腿。如果谁在这个事情上没做好,我就要找谁的责任!”

张水宝当过兵、在外干过企业,思想开通,人也随和。2015年永安村成为全国首个“田长制”试点村时,他就是中国第一位“田长”。刘松打心眼里尊重他,也深知乡村CEO和村书记处好关系的重要。所以不管工作再忙,他每周都会抽出一到两天主动找张水宝汇报工作、沟通问题,多的时候甚至三四次。时间长了,他也总结出了一些和村里合作的逻辑,比如“一些事情让上面来决策会有压力,怎么办?只要不是明确否定的事,那就去干。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相同的,就是希望这个村子好”。

永安村做出成绩后,张水宝当选了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刘松成了“乡村CEO第一人”。有人说,他们是村书记和乡村CEO相互成就的典范。

刘松和他的部分团队成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如此一帆风顺。在绝大部分乡村,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常常是一人“三肩挑”,乡村CEO在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变数很大,也没有严格的条款来规定村“两委”与乡村CEO的权责关系,这常常让乡村CEO陷入尴尬。

采访中,一位乡村CEO就曾对赵祥彬的遭遇感到不忿。他听说,赵祥彬之所以犯了众怒,是因为他用村里公共的养猪大棚盖了餐馆,疫情一来,千岛湖游客锐减,当地村民们把怨气撒在了赵祥彬的身上,认为村里的农家乐抢了村民们的生意。

“你说他冤不冤呢?他只是拿村集体的资产去做了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赚的钱也没进他自己的口袋。这些事村‘两委’能不知道吗?为什么在和村民出现矛盾的时候不能做好调合,就让他一个人去背锅呢?就连他离职都还要被‘消费’一番,还找了媒体来报道。”他说,赵祥彬的经历让他寒心。

另一位乡村CEO则认为,这是双方缺乏沟通的结果,“他才去了一年,其实很难做出什么成绩,但是他闷头在做,有了问题也不沟通。如果经常沟通,人都是讲情面的,至少会觉得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不至于最后投票的时候老百姓把你投出去”。

村集体下设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和城里的公司一样,由村书记担任董事长,乡村CEO直接向董事长(村书记)负责。因此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职场规则,在这里也往往通行。比如有时,除了真才实学,“情商在线”也很重要。

一位乡村CEO告诉记者,一位曾经干了一年就离职的乡村CEO,就做出过很多在大家看来“低情商”的事。比如,当着来访客人的面直呼村书记的昵称;招待客人时,他不顾旁人感受,把饭局变成了自己的“表演场”……这些即便是放在城市里也算是“职场大忌”的细节,在乡情社会中更会被无限放大,导致乡村CEO和村里主政者的磨合失败,甚至决裂。

“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和‘老板’相处的问题,在任何职业中都会遇到。磨合得好就能干好,磨合不好只能离职。”李小云告诉记者。

“外人”尴尬,“本地人”为难

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三位乡村CEO,如今只剩下唐文铭一人。

其中一人在被录取后又拿到了别的录用通知,并未到岗。另一位到岗的乡村CEO在干了三个月以后发现,“很多事情跟他预想的不一样”,比如当时村里的工资一般是半年一付或一年一付,对于城里还有房贷、车贷的年轻人来说扛不了那么长时间;他原本在一个创意产业园做管理,到了村里后发现交到他手上的项目是一个运动公园;另外,公司招人也面临阻碍……最后他也选择辞职离开了。

唐文铭的老家就在他工作的小古城村隔壁的求是村,十里八乡都是熟人,他熟悉这里的人、事和运行规则,五年的经历让他对乡村的做事之道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乡村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老百姓支不支持这项工作,很多时候是看对做事的人信不信任。其实村民是很朴素的,你把他当朋友,他也把你当朋友,你要做事的时候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唐文铭说。

本地人的身份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压力,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压力也是唐文铭一直坚持的原因。“别人能走,我不能走,因为我是当地人。如果我也走了,那不光丢我自己的脸,还丢我爸妈的脸。”他说。

乡村始终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目前大部分的乡村CEO都是外聘而来,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本省人。

和城市运行的逻辑不同,中国的乡村始终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目前大部分的乡村CEO都是外聘而来,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本省人。作为“外人”,他们想要在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干事创业,需要付出相当的“融入成本”,表面上看,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工作内容是乡村新业态的经营管理,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熟人社会。

29岁的柏令是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大苗寨村的乡村CEO。这里曾是乌蒙山区的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当地政府投入资金建设“云中苗寨”,还开发了各种休闲旅游业态。

硬件建好了,可是缺少市场化的思维和运营模式,“最简单的例子,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连发票都开不出来。”柏令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苗寨开始了市场化运营的探索。

柏令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云中苗寨”从最开始的举步维艰到年营收达到200多万,成效显著。柏令也成了当地乡村CEO的典型,被多家媒体报道。

然而众人不知,光环背后,柏令已经好几次有过辞职的念头。

据村里人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外地人”身份。村民们并不接受他,有人说他既不是村里人,也不是苗族,为什么要听他的?时常还会有喝醉酒的村民去找他闹事。

今年5月,他想和村里人合办花山节,老一辈的苗寨人却另有想法。“要么给钱给我们自己办,要么你们办,就是不愿意合作。”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其实就是排外,他们觉得柏令是汉族,不懂苗族的风俗,办不好花山节。”

在柏令来之前,当地也想过在本地人中培养自己的乡村CEO,朱云慧就是人选之一。然而,她在参加“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培养计划”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本村,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乡村CEO的培训常常让她觉得“煎熬”。“我们去学习的杭州、深圳那些乡村,有的发展得比我们县城还好,怎么能比呢?”朱云慧说,培训中一些关于农业政策和乡村运营的课程她更是听得云里雾里。跟不上学习进度的焦虑一度让她失眠。

好在后来政府又招来了柏令,朱云慧转而担任“云中苗寨”餐饮部的负责人,虽然还是团队中的主力,但不用“一肩挑”,她的压力才慢慢卸下。

不过朱云慧说,现在云中苗寨又面临了新的困境。经历过疫情后旅游的爆发性增长,苗寨“冷”了下来,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失望而归,觉得“没啥好看、好玩的”“没有苗族特色”;为了吸引游客,村里计划种植一片向日葵田,却因为技术不够,种植失败;尝试过直播带货,却发现这一行竞争激烈;下一步想发展野生菌种植,还不知道能否成功……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她和丈夫正商量着外出打工,“家里孩子还在读书,正是用钱的时候,总要生活过得下去才能谈情怀”。

当记者问到朱云慧愿不愿意成为乡村CEO时,她直言:“就算一个月给我1万元工资我也不干。”她说,乡村CEO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外地人还好,本村人干不下去,我不可能拉下脸来去说村民,以后我家里有什么事还要靠大家帮忙,你说是吧?”

“乡村CEO不是一个浪漫的想象”

2017年,在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展开了一场关于乡村运营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是李小云和他的团队,还有河边村的年轻人。

李小云说,城里公司的总经理都叫CEO,为什么村里合作社的经理不能叫CEO?如果把乡村经营活动的管理者称为CEO,是不是就能改变人们对村庄“落后”的刻板印象?

多年后,当初的概念已经成为一场在越来越多地方铺陈开来的乡村振兴“社会实验”。可无论乡村多么田园风光、诗情画意,乡村还是乡村,在田园般乡村创业的浪漫想象也总会遭遇现实困境。

和唐文铭一样,昆明人慧敏还在家乡的乡村CEO岗位上坚持。2020年,大学毕业的她报考了昆明晋宁区福安村的乡村CEO一职,一直干到了现在,而同批试点的6个村中,其他村的乡村CEO都已离职。

慧敏是大学生,有见识、又能干,还有本地人的优势。福安村治理资源和能力原本就不足,所以她一进村就承担了大量村委的事务,这让她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经营村庄的本职工作;村里的事多由村“两委”拍板决定,留给乡村CEO真正独立自由的裁量权不多;她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

慧敏告诉记者,她始终认为乡村CEO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职业。图为福安村。新华社 图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带来了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经济空间,其价值不断凸显。而长久以来乡村人口的流失,又导致了人才的匮乏。乡村CEO应该说是中国城乡关系进入重视乡村时代后,试图填补乡村现代知识和管理‘洼地’的一个实践探索。”李小云告诉记者。

很多像慧敏一样留下的乡村CEO努力适应和融入了乡村社会,粘在了乡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问题的解决。

“乡村CEO不是一个浪漫的想象。”李小云说,城乡差距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问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将会长期存在。想要留住人的关键是构建起一个职业体系,这包含很多职业化的内容,比如薪酬待遇的保障,政府要长期支持,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同时,建立流动体系,比如以三年、五年为一个任期,让年轻人有“奔头”,而非希望这些年轻人永远留在农村。

乡村想要留住人的关键是构建起一个职业体系。

几千公里之外,永安村新一季的秧苗长势正劲,刘松走在田间,这让他想到了记忆中小时候老家的稻田,乡土情结让他始终怀念。他说,到2035年左右,他父母这辈“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农民”将会从田间地头离开。他期待着,乡村CEO这场社会实践能在那时交出一份更加完满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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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册渊
微信编辑:Rong
校对: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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