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向中国的学者与同行概述过去60多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研究的演变，这只是一位观察家的评估和阐释（美国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还涉及很多复杂问题，本文并未过多触及。由于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概述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因此未在文中添加注释。

　影响这一领域的重大因素

　　和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受到了若干因素的影响。

　　（一）经费

　　如果没有经费支持，任何研究皆为空谈。1949年以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经费来源。

　　一是美国政府。根据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的规定，以外语地区研究奖学金（Foreign Language Area Studies scholarships，FLAS）和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NRC）拨款的形式资助台湾和大陆的中文研究。美国教育部（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对这些拨款进行管理。一些美国政府部门与机构也向某些学者或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拨款。近些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也开始提供此类拨款。

　　二是私立慈善基金会。例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斯达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凯特琳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亨利·杰克逊基金会（Henry Jackson Foundation）等。这些基金会面向的往往是研究机构，而非个人，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开始资助个人研究项目。

　　三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S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它从美国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会获得经费，资助中国研究以及中美学者交流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CSSC）。1966～1996年间，该委员会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下属机构，受美国政府之委托，在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从事研究的高年级学生以及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中进行遴选，派往中国进行为期一年或两年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经费支持锐减，且美国学者获得了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其他渠道，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使命终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尽管没有专门支持有关中国的研究，但参与了与中国共同举办的各种专业交流活动。另外，重要组织还有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下属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JCCC），也从基金会获取经费，用以资助选定项目的研究。

　　四是大学和智库。它们向教师、研究人员发放薪酬，也为到中国以及其他地方从事研究的人员提供经费。

　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和学者

　　高等学院及其教职员工培养了几代研究中国政治与中国学的专家学者，主要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此外，塔夫茨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也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但其培养规模不及哈佛大学等。

　　在这些大学中，有些著名教授在培养中国政治的研究者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傅高义（Ezra Vogel）、白鲁恂（Lucian Pye）、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鲍大可（ADoak Barnett）、约翰·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罗德明（Lowell Dittmer）、包瑞嘉（Richard Baum）、邹谠（Tang Tsou）、黎安友（Andrew Nathan）、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白霖（Lynn TWhite III）、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何汉理（Harry Harding）、戴慕珍（Jean Oi）、欧博文（Kevin O’Brie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狄忠蒲（Bruce Dickson）、戴维·巴克曼（David Bachman）、谢淑丽（Susan Shirk）、江忆恩（Alastair IJohnston）以及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在过去的60多年里，这些教授在美国培养了几乎所有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博士生。

　　资料来源

　　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受到了能不能从中国获取信息来源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尚未对美国学者开放实地研究，因此对中国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在香港和台湾进行，但很难从台湾获取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手资料，只有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少数资料可获准使用。

　　在香港比较适合进行研究，尤其是位于九龙的大学服务中心（今位于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在那里，学者可以采访难民和叛逃者，还可找到省级报纸和中央刊物以及偶尔被偷偷运出大陆的政府机密文件。由于材料不够丰富，因此，“中国的观察家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会根据较少的材料得出宏大的结论。当时，由于美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没有建立联系，因此无法通过居住在中国的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工人、外交家等方面获得有关中国的观点。

　　第一次获得资料的良机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大批出版物流入香港。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人们在海外也能获取更多有关中国的材料。这对于研究者们来说是个重大变化。此外，研究者还可以跟随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尽管在访问过程中无法了解很多实质性的内容，但对于美国学者而言至少有机会亲眼目睹“共产主义中国”。70年代末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大学生有机会在指定的中国大学留学，而到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大学生才最终获得了这种机会。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始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学者采访某些干部和官员；允许外国学者参观农村；一些单位允许外国学者进行采访和考察；报纸和刊物可供外国学者阅读。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有机会与平民进行交流，并在中国旅行（可前往几个“开放”地区）。中国对美国研究人员的开放具有重大影响，使新一代的青年学者可以亲自体验中国，并在中国开展研究（1980～1985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扩大，学者们能够获取各种新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机会。出版物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现在每年出版的年鉴超过了500种、地方志6000多种、报纸2000多种、杂志9000多种，还有不计其数的图书资料、电子资源和互联网信息等。在中国进行采访和考察的机会也迅速增加。在30多年里，研究中国的资料经历了从匮乏到海量的过程。

　　（四）其他领域的影响

　　影响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最后一个因素来自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研究以及政治学和其他学科形成的理论范式，如对欧洲、拉美、东南亚的研究；对苏联、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东亚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通过比较的视角对中国政治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中国政治。

　　中国政治研究的六个阶段

　　1949年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经历了六个阶段，或者说经过了六代学者，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80年代；1989年至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21世纪以来。

　　（一）第一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的政党及其国家制度、领导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重点为新中国的结构与制度。学者们还曾探讨中国的哪些制度是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哪些制度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哪些制度具有新中国特色。这种制度考察是理解新政权的第一步。5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许多人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专著时便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还有的学者研究某些省市的行政管理，试图说明这些地方如何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高岗饶漱石事件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中共八大后，党内的政治动态成为研究的热点。美国学者认为：50年代中共领导层稳定而团结，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后出现了明显的分裂。

　　（二）第二个阶段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美国学者更加重视对精英政治的研究，但是他们不再像以前的学者那样把中共领导层视为一个相对同质化的团结的精英集团，随着党内斗争的升级，一种截然相反的研究模式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大规模的动荡。研究者试图找到这场动乱背后所揭示出的中国社会性质。第三个重点是人民解放军的作用。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三）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始允许美国人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美国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的课题反映出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政策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学者在中国见证了一个全新的、变动的研究景观。

　　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课题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他们获取和利用了与邓小平的改革进程相关的新资料。这一时期，美国学者可以到中国进行考察和采访，其中包括小企业主（个体户）、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知识分子、学生等。学者们对这些群体以及其他一些群体分别进行了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来说，采访政府内部各个级别的官员也同样重要，因此，50年代首创的制度研究再次活跃起来，研究者对中国政治的决策过程有了更加细致的感受。通过对相关人士进行采访，学者们可以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因此，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研究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对政策过程有更加细致的体会，加强了对一些具体的社会部门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新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研究。这些研究重点一直持续90年代，但是1989年春天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再次转移了美国学者的目光。

　　（四）第四个阶段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试图了解示威游行的原因、后果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决策过程，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恰逢此时，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研究公民社会的专著在美国出版，这一巧合促使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在中国快速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中国领导人的更替再次激发了美国学者对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领导下的精英政治的研究兴趣。苏东剧变后，美国学者掀起了研究中国的小热潮，他们将中国与这些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比较，试图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持久性。此外，美国学者对中国军事（人民解放军）研究的兴趣也日益增长。

　　（五）第五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国家能力”，另外，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特别是当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1997～2003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领导人交接过程。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开、大批中共党史文献的出版、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立以及与海外学者交流的开展，学者们有更多的机会查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资料。美国学者的主要课题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六）第六个阶段

　　进入21世纪，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些全新的课题，如基层政策实施；执政能力、政权合法性来源；公共利益；“西部开发”政策；和谐社会与日益加重的社会不平等；“中国模式”；腐败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劳动力与流动人口；等等。今后，以下新课题将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新的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策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生态与环境政治学；不断变动的社会构成；公民参与政治体制的渠道；人口问题，如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高等教育改革；城市化；中国的“走出去”政策，等等。

　　对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反思

　　1978年之后，美国学者围绕中国和中国政治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差别化甚至完全不同的景象。当代中国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特征越来越显著，这与第一代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国家的一致性。研究课题和结果的多元化总体来说是好的，但这也意味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细枝末节了解得越来越多，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对中国和中国政治形成明确的、概括性的认识。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表明社会学者如今已经能获得广泛的材料：如省级和地方档案；省志和地方志；中央各部委的历史文献；对各级官员的访谈；对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普通民众的访谈；在城乡地区持续开展人类社会学实地调查；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以及大量的出版物，等等。当今的中国问题专家所面临的困扰与他们的前辈恰恰相反——资料泛滥。如何更好地对参考文献加以利用，这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在每一个阶段，中国政治领域的研究课题均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局势以及新资料不断被披露。当前，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是要对资料进行鉴别，确定哪些资料适合哪些研究课题。我还注意到，研究中国政治的外国学者们如今已不大使用已出版的资料，因为他们喜欢亲自进行社会调查，对课题进行研究。

　　近来，一些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且不懂中文的政治学者也在中国进行研究，将中国与其他政治体制加以比较，以检验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科学中所形成的理论。尽管这些学者为中国政治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经常提出中国问题专家可能无法得出的对比性结论，但是由于不懂中文，且缺乏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的历练，因此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力最终会受到限制。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未曾联合开展过合作性研究。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学者从事政治研究，而且近些年来进行了大量有趣的研究。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两国的合作性研究却是少之又少，这不免令人遗憾。我相信，今后两国的学者还是有可能开展这种联合研究的。总体而言，目前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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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本期编辑：峰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