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必然会陷入极化和分裂的境况吗？——身份政治的叙事之道与规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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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吗？本文聚焦于美国BLM运动，通过对身份话语的解构，试图证明基于底线共识的融合性身份叙事能够有效调和身份话语之间的冲突。本文一方面挑战了传统的“身份政治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与极化”观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重叠共识”策略在当代的重现。（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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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高翔，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政治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中，越来越表现为极化与分裂的态势。本文认为，理解身份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理解“身份”这一话语的多重性。基于此判断，本文分析了三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身份话语，即普遍性身份话语、社群性身份话语和差异性身份话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融合论身份叙事结构，试图调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身份话语在实践中采用排他性的表达方式，“常态”的身份政治很可能败坏为“变态”的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建构一种规范身份政治的共识性原则，即身份应当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诸如多元文化主义、包容价值的多元性等关键词频繁地出现在公共讨论之中。这些话语与名为“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它们往往强调对承认和尊严的需要，关注在既有的体制内获得权力与知识、消除社会约束。女权运动、少数族裔反歧视运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都可被视为身份政治的诸多类型之一。在学界，大量研究认为身份政治是造成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并且从根源上难以克服。近年来西方世界政治抗争的接连爆发似乎证明了这一论断，尤其是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在地上窒息而死这一事件，使得人们重新关注美国社会可能存在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与对立。其中，“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因其口号鲜明地表达了非裔美国人生存境况急需关注这一问题，使得它成为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身份政治运动。但另一方面，也因其标志性口号的理解歧义丛生，可能与“所有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ALM）的常识性认知产生冲突，它也成为最具争议性的身份政治之一。本文希望能挑战这一关于身份政治未来走向的悲观论调，我们将从这一政治现象所凸显的话语困境出发，首先阐释这些话语背后的思想渊源，再尝试性地在叙事的层面提出构想，来调和几种不同身份话语之间的冲突。最后，本文认为仍有必要明确各种身份政治都要遵循的规范共识，来避免身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
一、身份政治的话语困境：从定义到口号之争
在对具体的争论进行语境化的讨论之前，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如何对身份政治的概念做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界定，实际上至今尚缺少定论。在西方学界，许多研究者认为有关身份政治的文献有太多的主角，却没有足够的分析者。其中，里克特曼就称身份政治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南希·弗雷泽更是认为“身份政治”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贬义，作为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异性恋主义的同义词。但是为了方便确定讨论的主体，本文依然希望给出一个便于讨论的操作性定义，从行为者、标准、目的和性质四个方面进行界定：身份政治是少数群体以他们的群体身份为准则，追求提升其社会地位的社会运动。虽然在实践中该定义的外延和内涵均可能产生一定变化，但这四个层面的界定都是不可回避和替代的，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些角度做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作为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参与者一般都处于其所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这种边缘位置既指难以获取社会权力和权利的边缘地位，也指该群体在数量上与主流群体的人数相比属于少数。因此，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往往在表达中受到压制或忽视。其次，以身份为标准意味着他们进行动员和组织都围绕其群体的身份而展开，并以此判断成员的归属，也通过群体内凝聚的身份认同而为实践提供动力；进一步来说，身份政治的整体目的尽管在于提升成员的社会地位，但有些运动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或对群体的补偿性正义，如早期的民权运动，有些运动则是为了使群体身份的尊严得到表达和承认，如后期的黑人权力运动。最后，身份政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虽然与传统的强调阶级斗争的劳工运动和反对独裁政府的社会抗争相区别，但不同于政党或利益集团对政治体制的高度参与，仍是主要通过社会权力的运作来进行变革。
即便我们对身份政治的概念做了抽象的定义，但在实践中如何去理解某个运动的宗旨、态度和目的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接下来让我们回顾BLM运动的困境：
为了反对枪杀无辜黑人青年的乔治·齐默曼被无罪释放，艾莉西亚·加尔萨、帕特斯·库勒斯和奥珀尔·托梅蒂建立了#BLM的话题和在线平台。起初，BLM的斗争目的和策略是多元化的，从纠正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到街头示威，以及开展文化项目来提高黑人的自尊和文化自信，这些活动都可以在BLM的旗号下进行。可同时又因为其去中心化的特质，对BLM有不同理解的行动者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其中那些激进的抗争为BLM招致了大量的批评和反对者。2015年9月，百余名洛杉矶警察参加了“蓝色生命也很重要”的集会，以表示对警察局的支持。根据美国国家执法官员纪念基金的数据，2016年针对警察的致命袭击的数量超过了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以至于在事实上愿意穿蓝色警察制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拿自己的未来冒险从事这样一种职业：你会面临公众的蔑视、媒体的攻击和无端的指控。这些运动中的暴力事件使BLM在主流社会中产生了负面评价，黑人社群和警察以及普通白人之间的社会裂痕愈发加剧。
当这种分裂聚焦于特定话语层面，呈现的就是“BLM和ALM的宣言何者才是正确的”的争议。2015年8月的一项电话民意调查显示，78%的美国选民表示，与“黑人生命珍贵”相比，“所有生命都珍贵”这一说法最接近他们自己的个人观点，只有11%的人认为应该采用“黑命贵”。除了民调之外，许多学者也参与到了论辩中，虽然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但是可以大约划分为支持使用BLM的一方和站在ALM立场上对BLM提出批评的一方。本文为了更完整地揭露这一话语困境，接下来会尽可能地对他们的论点加以还原。
首先是对BLM提出批评的一方。民调认为，单独强调“黑人生命珍贵”是一种排斥性的表述，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而忽视了其他种族生命的问题。更进一步，马克·里拉和福山等人则从政治运动的策略和公民身份的角度表达了对该运动的忧虑：
第一，他们不否认应消灭对黑人制度性和个人的歧视，使黑人的生命和尊严得到保障，但是使用“黑人生命珍贵”的口号刺激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效仿。里拉强调，一旦针对身份抛出一个问题，你就会邀请你的对手做同样的事情。打一张种族牌的人应该做好被另一张牌打败的准备，并且BLM的口号无助于联合其他种族的力量。
第二，BLM缺乏一个对于国家政治命运的共同愿景。福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有两套历史：一套是关于人权宣言和宪法精神不断发展和维护的历史，另一套则是由黑奴贸易到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史学。这两套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当不断强调当代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悠久历史记忆相联系，来控诉整体的美国社会和执法机构，并对异议持镇压并要求公开忏悔的时候，是对历史另一面的“选择性失明”，对彼此认同的公民身份视而不见，共同的愿景是无法维系的。
对“黑人生命珍贵”的辩护则是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展开，巴特勒、安德森与阿特金斯·艾希莉等人从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视野出发，将BLM与历史上的“黑人权力”运动相类比，提出了自己的论点。鉴于此类的观点较多，本文将其归纳为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角度来分析。
在语义学的范畴下，“黑命贵”不否认作为物质存在的生命本身的重要性。它的前提必然是所有的生命都应是重要的，但是，在美国社会并非所有的生命都被理解为重要的，这正是为什么非要标记出那些不重要的生命才行。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过早地采用“所有生命都珍贵”这一普遍公式，那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黑人还没有被包括在“所有生命”这一概念中。为了让黑人生命也能加入所有生命的范畴中，这种看似具有排斥性的表达就需要被强调，BLM也是ALM斗争中的一部分。
在语用学的范畴下，“黑命贵”的口号可以被理解为反对黑人在认知层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反对被种族化的价值体系同化，因而强调黑人文化和权力。第一，这句话是在反思认识论层面黑人所面对的不公正。认知的不公正存在于对黑人的理解中，尤其是一种解释学的不公正。它指的是集体话语资源的缺失会使人们在理解他们的社会经验时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弱势群体成员在阐释自己被边缘化的经验时会被排斥和曲解，他们被阻止产生与社会中某些领域有关的含义。比如在BLM中，黑人积极地描述自身的生活样态和不利生存境遇被解读为“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的贬义版本，而非被理解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第二，对“黑人生命”的强调是在反对“种族化”的权力和价值体系。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一种公开的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基本瓦解，但是种族化的价值观念仍弥散在社会的个体话语之外的实践意识和无意识行为中，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白人价值体系也许会尊重黑人的生命权，但是却对黑人的文化和价值采取压迫或无视的态度。卡迈克尔这位倡导黑人权力的指导者就指出，接受所谓的“种族融合”，那么“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白人的”的假设就不会受到挑战。即使黑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仍然是在融入白人主流文化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应该强调BLM不能被ALM所涵盖的价值，毕竟ALM的背后是主流白人社会的价值观。黑人并非拒绝和白人共存，而是希望偏离白人主张权力的方式。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身份政治进行界定，还是对BLM的含义进行讨论，都无法避免在话语中使用“身份”的概念。而之所以在BLM与ALM的公共论辩中出现一种双方的论点都存在道理，但彼此之间又是立场对立的情况，往往就是因为在双方使用“身份”这一概念的时候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涵。因此，想要追溯身份政治的话语困境，就需要去理解这些不同立场的思想家在使用身份这一概念时所借用的不同的话语资源。
二、身份政治困境的根源：理解身份的多重话语
本文认为在身份概念的建构中分别存在三种话语：普遍性话语、社群性话语和差异性话语。其中，普遍性话语指的是多数现代人所认可的“社会想象”；社群性话语是先于个人而存在，而又将人嵌入其中的社会背景，一般由我们生活的社群来提供；而差异性话语则是一种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的自我认知。
“现代社会想象”一词由查尔斯·泰勒提出，指的是普通的现代人想象其社会的存在方式，包括人们如何待人接物、通常能满足哪些期望，是使社会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和想象所依托的现代道德秩序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彼此服务，即个人之间存在一种互利的秩序；第二，这些利益主要包括生存和谋生的手段，虽然要保证利益与美德实践有关；第三，秩序是为了保障自由，或者被表述为保障权利；第四，这些权利必须保证社会所有的参与者都平等地获得，而拒绝等级制。这种道德秩序的源头来自格劳修斯或洛克等自然权利的构想者，随着长期的历史实践，在一次次的革命或变革后，逐渐浸入社会发展的脉络，而变成现代社会普通人想象中的理所当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社会想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
一方面，人们对传统社会的想象转变为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另一方面，身份这一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它增添了社会属性。原本意义上身份只是个体在时间中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在被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将其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时，个体的自我认同就变得需要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加以承认，这意味着“我”的身份需要他者的认同，现代社会想象中勾勒的普遍性价值为这种认同提供了实质性内容。因此，这种想象为现代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话语资源。
反之，现代人想象中所应具备的尊严、自由和生命等普遍性价值也只有在他者认同的基础上才可能成为法定权利。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于想象或者话语中的价值，需要成为受法律秩序保障的公民身份的一部分，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虽然从身份政治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身份政治似乎已经与公民政治分道扬镳，但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身份政治早期代表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恰恰所追求的就是公民身份。福山将其精神视为美国身份的信条式理解，它是对宪法、法治、民主问责等共同政治原则的信仰，以及“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表达。由此可见，身份政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种普遍性的话语。
对于身份的差异性和社群性话语来说，一种名为本真性的观念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滋养。这一观念滥觞于18世纪末，认为每个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反对社会规范的限制，但我们又会被那些在生命早期热爱和关怀我们的“重要的他者”（像是父母或者师长）影响，因此本真性对那些否定共同体纽带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立场持批评态度。这使得本真性的理想具有复杂甚至是悖论般的两面性。一方面，被称为本真性（A）。它强调的自我创造和忠实于自我的独特性，所以可能会反对社会规则。自我的完满越来越不被视为实现道德的手段，而被看作自身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潜在地反对我们当作道德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被称为本真性（B）。它形成于一些不可逃避的视野，他认为人内在地拥有一种对话性，人类通过语言理解自我与他者，可以说我们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接受我们现在的表达身份的方式。人类心灵的源头不是独白式的，也没有人可以独自获得自我定义所需要的语言。因此，对有意义的视野的开发和对话中的自我定义也是本真性生长不可或缺的土壤。到此，我们不难发现，本真性（A）的信念属于差异性的话语，而本真性（B）则创生了社群性的话语。
当人们从社群的角度捍卫或表达身份的时候，因为社群先于个人而存在，所以一般会强调身份相同的人们之间不可割裂的原生纽带，将传统、习俗或者宗教仪式和传说等群体的善观念视为对身份的构成性要素。尽管他们不否认身份的差异性，但是认为这种差异更多地表现为群体间的身份差异。相反，个体所拥有的自由是有局限的，他们是在社群所赋予的有限的意义空间中发挥其能动性，与其说他们是差异的个体，不如说他们是用各自的方式来呈现社群价值的群体成员之一。因此，社群主义者所发起的身份政治一般旨在捍卫少数族群的集体权利，呼吁国家或主流社会尊重他们的集体自治，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由来保障群体的文化权利（包括语言、渔猎和宗教仪式等）。
不过，诉诸社群性话语而开展身份政治可能被差异论者批判。差异政治理论的建构者艾丽丝·扬认为理解身份的重点恰恰是解构社群同一性的假设，进而将身份还原为人们对差异性的认识。就是因为黑人、女性和性少数者等弱势群体的身份被标记为绝对的他者，才使“另类”的身份与正常的群体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不相通的。如果再将他们视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社群，那么结果是少数群体被建构出来的“缺憾”被本质化，成为边缘群体身份不可清除的标记。这意味着种族或性别歧视也能从社群性话语中吸取营养。
为了避免社群话语成为宰制和压迫的意识形态，艾丽丝·扬对群体身份差异应该的理解是：含混的、变动不定的，没有清晰的边界，既不是无形的团结也非纯粹的个性，通过主张自己身份的积极意义，受压迫群体要去夺取命名差异的权力，推翻将差异视为对规范的偏离的隐秘定义，这个定义将某一些群体固化在自我封闭的性质当中。至此，差异不再意味着他者、排他的对立，而是个殊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她按照亲缘性来判断身份的归属，社会互动的一系列过程使得一个群体得以形成，群体成员有了特殊的亲缘性，成员身份不是根据某些客观标准而是通过主体对有亲缘关系的成员的认同来加以确认，随着亲缘认同的变化，身份也是流动的。因此，采用差异性话语建构身份实际上就是自我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言说和定位的过程，一切都取决于自我的感知、理解和创造。差异话语推动的身份政治既不追求普遍性的权利，也不渴望归属于某些前现代的社群文化，而是认为“个人即政治”，其目标在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决定。
无论塑造身份的三种话语之间存在多大的不同，它们都至少代表了某些身份政治的行动者的自我认同。在思想层面，我们可以认为必须兼顾这三种理论脉络才能完整地理解现代人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是择一而行，BLM与ALM的争论就是明证。于是，身份概念内部的复杂性转化为身份政治运动中的派系冲突。一方面，公民政治的捍卫者批判社群主义和差异政治对社会的撕裂；另一方面，差异政治则认为公民政治只注重权利而漠视差异，对歧视与偏见视而不见。想要化解身份政治的困境，可能需要寻找方法缓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紧张，甚至将其融合在一起。本文接下来提出的方法未必是某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而是实践智慧在具体的政治语境中提供的策略和构想。
三、重构身份政治：作为实践策略的身份叙事
虽然身份政治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权利或福利来提升集体成员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这种地位提升并非是在结果上采用简单和快速的资源转移或再分配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纠正和重塑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认知，扭转认知和话语层面广泛存在的潜在偏见。想要改变我们的身份认知就意味着在探究身份的根源时去提问“我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经验”与“个性的独自探索”之间构建一种统一性，围绕着自己的身份去建构叙事，最终，将自我的身份叙事整合到社会的元叙事下。这里我们引入了叙事的概念，它是人类将其在时间中的经验组织为有意义的整体的主要手段，既是一种推理方法也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模式。在心理学研究中，叙事包含着年代、背景和主题三个关键维度。它是对事件有组织有色彩的呈现。正如麦金太尔所言，行为与实践需要被置于叙事的脉络中，通过解释其动机与理由才能被理解为“真实且得体”的。
在具体的身份政治实践中，如果行动者只根据自己的特定诉求调动单一的话语资源来叙事，可能会产生两种失败的身份建构。一种是原子论的叙事。它将人的行为从复杂的历史语境下抽离出来讨论人的动机与目的，而叙事则是在人与那些无法被抽象化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搭建的，当叙事不断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时，差异政治就容易蜕变成主观主义和自恋主义的原子论叙事。另一种则是存在主义的叙事。由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渐渐摆脱了原生社群的限制，而在社会分工不断强化的影响下，习惯于个人与扮演的角色分离的状态，当个人生活在仅仅表现为一系列的不连贯的事件时，个人生活的整体性消失了，结果是自我以抽离态度看待社群或国家等共同体。叙事也变成虚伪的、无目的的和碎片式的，而非真实的、整体的和情节式的。
由于原子论和存在主义的叙事策略无法有效整合身份政治的话语资源，因此本文提出一种身份叙事的融合论。叙事融合指的是利用不同的身份话语，整合到具有历时性和语境化的叙事结构中，在保留它们对于身份的特定理解的前提下，以叙述的方式调和其冲突。在历时性维度上，叙述一种身份的发展意味着对被塑造或者扭曲的历史进行再现，但不求将其本质化，而是将静态的身份转化为动态性的叙述过程，突破本质化的牢笼，避免对身份的“标签化”。叙事将少数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社会政策或文化变迁的影响都逐一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然所造就的身体特质，还是社会精英编织的意识形态，以及建立自我认同的心理活动，都要被纳入身份建构的剧本。任何立场的身份政治行动者都必须直面这一系列历史叙事，任何单一经验的碎片（如历史上黑人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上曾一度落后）和片段式的话语阐释（如将女性和污秽、欲望关联）在叙事的不断完善中都被打破，单一话语体系不再有能力垄断身份的解释权和代表身份政治的整体诉求，而是多人称话语的融合。正如吉姆·阿特金斯所说，“身份的叙事是由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视角交织而成的语义和时间的统一体，主体将其证实成为自我的人格”。
在实践层面，因为叙事对时间维度的强调，身份政治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过去的非正义寻求补偿，也应该考虑到少数群体在当下如何与其他身份的群体互动以及在未来如何把差异转化为共同愿景的一部分。虽然“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宣言有力地反击了一个世纪之前作为统治者的白人对黑人身份的叙事，但是在今天，这种理解或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黑命贵”同样也要面对来自其他群体的解读和挑战，所以不仅仅就停留在自传式的第一人称叙事。成熟的融合型叙事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不同的视角统一到身份叙事的整个历史中，而非将片段永久化。实际上，身份政治的行动者们也开始做出变革，BLM的休斯敦分会长期以来一直提倡黑人和棕色人种之间的联盟，他们将有色人种的叙事整合起来，并且与“团结我们梦想”等团体密切合作，解决影响拉丁美洲社区的移民问题。黑褐色联盟的积极分子则表达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的现实，认为移民不应该只关心移民的问题、酷儿也不应只关心LGBT的权利。这些事件的出现意味着“All lives matter, including black lives”（生命皆可贵，黑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表达似乎更有利于创造一种面向未来的叙事。这种融合论的叙述转向不仅有助于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还可能改变更大的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少数族群不只是社会权利和福利的索取者，也是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奠基者和生产者。BLM与ALM的相互批判无法营造共同的愿景，团结不是通过反省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具有清醒的认知：并非所有的叙事都应该且能够整合到身份发展的历史中的，而且很多身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当两种叙事争夺具体社会语境下的表达权，弱势身份叙事所希望表达的含义可能会被扭曲，出现BLM行动者担心的“解释学的不公正”。此时采用叙事融合的策略只能使弱势身份的话语被主流叙事同化，隐形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仍得不到矫正。因此还需要倡导一种语境化的叙事，认为叙事只有借助社会语境，才能恰当地理解与评估具体的行为与其过程，从而得出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身份的“最佳叙事规则”。语境化的身份还可以进一步地划分为不同层级，对不同叙事进行归纳、分析和层次化排序后，可以区分出超越语境的普遍性的原则和依赖于语境的特殊规则。在进行集体叙事时，超越语境的原则作为各类身份政治都应尊重的共识，强调了身份话语的表达不仅是主体的渴望和诉求，还应以这种普遍原则为界限。
语境化的叙事对指导实践中的身份政治或具有较大意义，如果借此对BLM和ALM的争论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黑命贵”是具有特定的语境指向的———它诞生于对黑人的针对性伤害的时空环境。在弗洛伊德被杀害后的一段时间内，以BLM为名进行的抗争是对“黑人生命得不到重视”的愤怒回应，也是这个语境下最能产生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叙事。而当运动式的政治激情逐渐消退，政治回归科层化运作或政党政治的维度时，之所以出现“解释学的不公正”，不只是因为黑人的声音被主流话语扭曲，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缺乏语境的指向性。不是所有公民都生活在少数群体过往的身份叙事中，社会背景和视野的差异很可能产生误解。在日常公共讨论中，他们使用公民身份或“生命皆可贵”这样的普遍性话语就更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可，通过吸引非本身份群体的关注和帮助，来实现BLM和ALM运动共同的目的。另外，语境的实践价值还体现在缓和参与者对身份政治的激情与狂热。尊严和生命固然与它们的身份密切相关，但也并非在任何语境下都是如此。例如，在国家征兵的情况下，强调黑人或者性少数者的身份并不能构成一个充分合理的理由来逃避服兵役，此时位于更高层级的公民叙事无疑更具有说服力。综上，以历时性和语境性为基础的叙事融合论，不仅可以化解那些“存在话语对立，但最终目标一致”的冲突，还为那些目标不同的身份政治实现共存或共赢提供了可能的方案。
四、重申底线共识：免于败坏的身份政治
虽说强调对身份进行叙事有望将身份政治改造成一种良善的政治实践，但并非所有身份话语都能通过历时性排序而整合在一起，语境化的叙事也只能调和部分冲突，还有一些“变态”的身份政治曾脱胎于我们讨论过的话语根源，只是它们发展出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为了使身份政治不至于扭曲成一种恶劣的政治运动，那么就需要在三种身份话语中寻找它们的共识。这些共识实际上是这些话语重合的地带，是上文所提到的超越语境的规范，也不因叙事策略的转变而调整，我们可称之为身份政治的底线共识。
我们可以对身份政治的“常态”与“变态”进行归纳和划分，划分标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这些身份政治是在创造更包容的社会还是具有排斥他者的特点，见表1。
民粹主义的定义与身份政治一样都存在大量的争论。本文在此将它与公民政治进行对比，是特指那些以国民的同质性和民族的纯粹性为由，排斥移民和难民的右翼民粹主义。他们对人民的理解不仅是共同拥有公民权利的人，而且是在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层面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人群。按照这种理解，美国白人的逆向身份政治实际上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表达，他们否认那些非盎格鲁－新教传统的人与他们共同拥有这个国家。部落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虽然都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但是部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成员身份是不完全公民身份，他们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非共同促进小社群与大社会的融合。他们的排斥性体现为孤立与分离，拒绝将自己视为更大的社会成员。差异政治与自恋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借助差异性的话语来丰富公民身份的内涵且不否认平等尊重的原则；后者则把差异性当作自我放纵的掩饰，排斥公民身份对应的公共责任，甚至激化不同身份政治运动之间的对立。我们的归纳恰恰证明了古特曼的判断：基于群体身份的政治并非自身就有好或坏的性质，当少数身份的拥有者把群体置于对正义的追求之上时，这种身份政治在道德上才变得可疑。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会带来排斥。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身份政治应遵循的基本共识是一种工具性原则：身份只能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所有少数群体的成员都渴望获得承认和地位，他们也有权获取应得的份额，但这种追求只能是社会正义整体实现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逾越正义的理由。不管社会正义的实质性理解是权利和资源的公正分配还是普遍且良善的伦理关怀，实现它们的前提都离不开公民参与的共同生活，以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自治。相反，“坏的”身份政治把少数群体的身份的解放视为最终目的，就不得不采用一种排斥普遍性和他者的话语，来强化利益集团的诉求，削减他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或压制他们的表达。对身份政治进行工具性原则的限定，是将身份政治视为促进公共利益的工具，保护公民间的共通感，即我们归属于同一个国家和社会，和一种在话语冲突中也应坚守的公民义务，即能够倾听他人意见、理性而平和地准备接受他人的友好意见并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态度。只有这样，身份政治才不至于沦落为反政治。
工具性原则确立了正义相对于身份表达的优先性。我们再回到现代社会想象的内容，即社会被理解为一种个人之间的互利的秩序，就可以发现：社会的正义与否还是以现代个体彼此的权益是否得到保证来进行判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权益就是使这种秩序得以构建的政治与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一般会作为基本权利列入宪法）。因此，工具性原则就可以进一步导向一种非支配性原则，即拥有少数身份的群体不能对其成员进行支配，使之丧失由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现实的身份政治的运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以维护集体身份或权利的名义，限制孩童的受教育权和选择脱离原有信仰的宗教自由。非支配性原则就是为了防止少数群体以群体自决为名对个人的生活进行全面的支配。但是，我们也应审慎地对此进行评估，由于一些身份政治诉求的满足就体现为集体权利，如自治权和群体代表权，集体权利所代表的积极自由和个体权利所代表的消极自由之间可能产生冲突，所以并非所有对自由的限制或干涉都适用于非支配性原则，仅当群体对成员的限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成员由于某种基本权利被剥夺，以至于他们无法独立地开展理想的生活而不得不依附于所在的群体。那么，非支配性原则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有效地退出或让他们所归属的社群修改制度。非支配性原则希望促使少数族群反思它们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它们不应该只作为权利的“消费者”而限制对基本权利的再生产。
如果说非支配性原则是为了防止身份政治部落化，那么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地方则是身份差异的等级化。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以平等尊重为基本原则，但渴望被视为更优越者的激情从来没有真正地消失，而是与身份政治的差异性话语相结合。差异政治的初衷是通过展示身份的多元性和独特性来扩展民主的包容性，而民主的核心就是平等。当表达差异从手段转变成身份政治的目的时，少数群体就会对社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如：公开赞美少数身份的独特性；要求给予所有差异性足够多的关注，而不考虑资源的合理分配；在任何场合和程序上都必须将多元化程度作为评价标准，甚至出现一种更加扭曲的声音———少数即正确，差异即合理。这些被我们俗称为“政治正确”的表现显然逾越了平等的底线。因此，差异话语的“去等级化”就变得至关重要。去等级化不是用同质性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各自的身份，而是将不同的话语安置到合适的场域。在道德生活中，不同的身份都拥有同等的道德尊严；在政治生活中，可能需要对部分少数群体予以补偿，但补偿的依据是所有人的政治地位平等，而非多元化的标准；在文化生活中，则是根据审美和艺术的准则来评估，差异性或许符合其中某些标准，但也不能直接实现自我证成。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工具性原则才是最根本的共识，非支配性原则和去等级化的呼吁实际上是确保工具性原则能够有效的操作规范。从理论到操作层面，这些规范的共同作用使身份政治免于“堕落”。此外，要把话语纷争中的身份政治引导到“善政”的轨道上，这无疑需要少数群体的成员掌握对身份的叙事之道。叙事能够突破传统身份话语的局限性，它更灵活也更包容，但也因此可能更具欺骗性，政治神话和谎言都曾是叙事的产物，所以只有将叙事和上述规范相结合，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身份政治的话语困境。
责任编辑：廖梓霖
一审：赵梓涵 二审：卢腾 终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天府新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