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刚刚从上海迁往北京的开明书店（后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一位身材颀长、风采翩翩的青年。这是从香港毅然回归祖国的张志公，他由老师吕叔湘推介，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也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有人评价说，张志公在汉语语言学界一共抡了“三斧子”，其中两斧子是50年代抡出来的。

第一斧子：创办《语文学习》杂志

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其中包括语言文字。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定稿的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来学习、掌握汉语的规律，并将其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高度。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下，这个号召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语法、修辞、逻辑学习热潮。开明书店也立即决定创办《语文学习》杂志，由33岁的张志公任主编。

“志公没编过刊物，他却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两三位同事，当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铺喝酒。……大家靠着酒缸盖，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语，几个中午下来，《语文学习》的编辑方针就有了；该设哪个讲座，该辟哪个专栏，都有了眉目”。

根据叶至善先生的回忆，约莫一个来月，没有编委会，也没有召开座谈会，《语文学习》的创刊号就出笼了，初印10万册售光，又重印了两次。刊物重印是非常罕见的，需求量大是一方面，杂志办得对人胃口才是最关键。

至1960年《语文学习》因纸张供应紧张而停刊，张志公主编此刊9年，共出刊105期，发行量逐年增加，最高曾达30万册。

由于刊物内容实在，生动活泼，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一些投稿者也由此被张志公发现、扶持从而成长为专业语言学者，如李行健、徐枢等人。以此为平台，张志公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逐步成为他们中的领军人物。

第二斧子：主持《汉语》教材的编撰工作

至于第二斧子，与此紧密相关。在上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中曾提到，“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是以此为引子，将中学《语文》科分设《汉语》《文学》两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责成负责编制两科的大纲和教材，一批文学和语言学工作者也由此组织起来。经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张志公于1955年正式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汉语》科的相关工作。时年，他37岁。

让年轻的张志公来负责这件大事，吕叔湘说了一个理由，“从主编《语文学习》来看，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的确，在主编刊物的数年中，张志公就撰写了一批专栏学术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在汉语语法、修辞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1953年，这些文章分别集结为《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些影响广泛的著作，使张志公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汉语语法专家。

但为中学生编写《汉语》教材，这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教材中大部分要讲语法知识，这就需要先确定一套适用于中学教学的语法系统。如果说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公认规范的系统，拿来简化改造一下即可，但恰恰没有。

理论语法是一件“舶来品”，是西方学界立足“科学化”来分析各种语言现象，试图探求其条理清晰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20世纪的前半叶，一批受过西方语法训练的中国学者怀着极大的科学热忱，针对汉语言语法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

但西方语法理论对于汉语，因为两者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差别太大，这些研究成果分歧很大。直到50年代初，师范院校通用的是黎锦熙的语法体系，综合大学讲授的既有黎锦熙语法体系，也有王力和吕叔湘的语法体系。除此三大体系，还有赵元任体系及苏联传来的俄语语法体系也很有影响。

各派分立在学术发展中，在大学教育中都是可接受的，但在中学基础教育里却必须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的依据（为区别理论语法，我们称之为“教学语法”）。可事实上，各种体系不尽相同，使用的术语也差异很大，要在短时间内拟定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初出茅庐”的张志公硬是做到了。在语法学界前辈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试教、审定，在三年时间内，一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他的主持下定稿了。这部《暂拟系统》最大可能的博采众长、融合吸纳各家体系的优点，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自成一个适合于中学教学的新体系。

在后来的实践中表明，这种兼容各家成果、求同存异的做法是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语法学者和广大教师同意的，在中学语法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界公认的评价是，这部《暂拟系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汉语传统语法研究的最好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成为了语法学界的“共同纲领”，在汉语语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善于在众说纷纭、杂乱如麻的环境中，清理出一条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道路，这是张志公抡“这一斧子”的过程中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深厚的学养、无比清晰的思路和真正的自信。

没有抡出来的第三斧子：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

事实上，张志公的第三斧子一直没有真正抡出来，因为他要抛开西方外来语法理论而“独辟蹊径”──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

《暂拟系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也暂时使语法学界搁置了争议，有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说法。但因为西方语法理论与汉语之间的天然“水土不服”，分歧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消解。当十年动乱终于结束，语言学界的研究空气日益自由、活跃，西方的各种新式语法理论也随着国门打开如潮般涌来，老少学者们对于沿用了近30年的《暂拟系统》不满和分歧就越来越激烈。

1981年-1984年，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再次领衔主持修订《暂拟系统》，经过六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次修改，最后形成《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应该说，《提要》比《暂拟系统》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中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提要》的变动太大，基层教师难以从原有的模式中转变过来，一时抵制声音很高。而且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实际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语法教育成为中学语文课的一个难见成效的“鸡肋”。80年代以来，语法教育开始陷入低潮，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分量也逐年式微。

这是晚年的张志公很感痛苦的一点。他的痛苦不单单是《提要》没有有效的促进语法教学，也是反思《提要》乃至《暂拟系统》本身对于汉语语言实际的指导意义。他不止一次的对朋友和学生说，他认为汉语在根本上是不适应从印欧语系产生的西方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始终会存在着牵强难通的地方，应该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言框架，从中国文化背景和汉语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

应该说，他要打破的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马建忠著）以来近一个世纪的语言研究模式，开创一个全新模式，要 “走自己的路”。这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凭借他个人力量、老病之躯，注定难以完成。尽管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一直在尝试着探索这条路并取得丰富的成就，在辞世之前还在规划《张志公语法》（又名《张氏简明语法》）一书的出版，但最终他没能完成这“一斧子”。或许，他留下的这个难题还需要一辈或者几辈学人来完成。

（本文节选自《一代通人——张志公》，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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