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超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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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调任密州知州。在此之前，苏辙任齐州（济南）幕府长书记，为了能离弟弟近一些，苏轼在杭州任职期满时，主动请求调任山东，获得了朝廷批准。

密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苏轼于熙宁七年十一月到任后，立即发现他的治下不但贫困落后，而且还面临蝗灾、饥荒、盗贼的三重威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史料表明，苏轼在到任当月，就对这三大灾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立即上书朝廷，详论应对之策。

当前他的首要任务是灭蝗。在科技落后的年代，蝗虫简直是灭顶之灾。苏轼在杭州时，曾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1]”，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密州的情况更为严重，走到田间，远远望去百姓用蒿草裹着蝗虫埋在路边，埋了两百里地，官府统计捕杀蝗虫有三万斛(一斛等于十斗)。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有的官吏竟然说“蝗不为灾”，有的甚至说蝗虫是“为民除草”，苏轼愤怒地上书朝廷，怒斥这种丧尽天良的谎言。我们还记得，唐朝灭亡前夕，官员告诉皇帝，蝗虫来到京畿，不吃麦苗，全都撞在荆棘上而死；如今大宋王朝正处于盛世，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它的虚假繁荣，就要被戳穿了。

[1]苏轼《次韵章传道喜雨》

密州老百姓也很幸运，他们在大灾之年迎来了苏轼。“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1]”，他亲力亲为，以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亲自组织捕蝗、灭蝗，以至手上都生出了老茧。北宋政府为鼓励捕蝗，实行以蝗换米的措施，百姓可以用捕杀的蝗虫去官府换取粮食。苏轼也用这种补贴粮食的手段调动百姓灭蝗， 同时他还采用古代流传下来的火烧法、掘土法来灭蝗。蝗虫都是产卵于泥土中，以便虫卵顺利过冬，待来年气候温暖时孵化出土。为彻底消灭蝗虫，百姓用锄头将土翻起来，使虫卵暴露于外，让其被鸟雀啄食或者冻死。就这样不到一年，县衙已经处理了“蝗子”八千余斛，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蝗灾。这些事都写进了他的诗中。

[1]苏轼《次韵章传道喜雨》

这时朝廷上吕惠卿任参知政事，这人的确有经世致用之才，甫一上任，他就推行了另一项新法——手实法。通俗地说，这是一项公民财产申报制度：由住户自行申报财产，按照贫富分为五等，富户多交税，穷的少交或者不交；有田出租的多交，自己种地的少交。同时规定，鼓励举报申报不实行为，以所隐瞒财产的三分之一奖励举报者。从表面上看，这项法令与现代税法很有相通之处，抑制豪强，调节贫富。可惜原理相似没有用，社会实验与科学实验不同，科学实验允许失败，社会实验失败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改革只能是积极、稳妥、渐进式的变革。不管想的如何美妙，实际情况是宋代根本不可能有深入到一家一户的社会治理能力，所以只能借助告密揭发这种阴暗途径来推行。不仅土地田产，连同房屋、器具、货物以及鸡鸭猪牛马等家畜，都要征收赋税，农户隐瞒了一头猪一头驴，都被揭发出来。

连年灾荒，让百姓生活无以为继，手实法的实行，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蝗旱相仍，从秋旱开始，冬小麦无法入种，直到十月中旬才稍下了一点雨雪，而这时天气已经寒冷难种，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大灾之年，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乡里间弃儿大量增加，由其自生自灭。苏轼专门盘量储存的义仓粮食，拿出数百石别储之，每月支出六斗，专以收养弃儿。

尔来手实降新书，

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

吏能浅薄空劳苦。

……

况复连年苦饥馑，

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

又报蝗虫生翅股。

……

——寄刘孝叔

旱灾、蝗灾、峻法，让密州的日子很难过，更为严峻的是，密州小民最后一条生存的路也要被堵死了。密州地区离海较近，是盐产区，小民多以贩盐为生，但是官府对此盘剥甚重，又逢灾年，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挨饿。此时密州地区已经盗贼纵横，朝廷又在动议在山东地区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如果急切推行，势必激起大规模民变。从熙宁二年苏轼上万言书遭到御史谢景温弹劾以后，苏轼已经有五年没有上书言事。此时作为一州最高长官，面对天灾人祸，苏轼再也不能沉默，连续三次上书朝廷，遍论旱灾蝗灾虐民、新法扰民、盐法害民的严酷现实。他斥责手实法只能引发告密之风，请求朝廷减免密州税赋，对贩盐的小民，三百斤以下数额，全部免收盐税，为贫苦的贩盐小民提供了生路，避免了因盐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汉代时密州有一个隐士姓盖，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后世就叫他盖公，曹参在齐国时曾经向他请教治齐之术。盖公说：“贵清静而为民自定。”盖公显然是老子信徒，主张清静无为，今日胶西仍多有盖姓，不知是否盖公后裔。曹参从其言，把正堂让出来给盖公居住，专用黄老之术。后来曹参接替萧何任大汉丞相，凡是萧何制定的制度，一概不改。汉惠帝认为曹参不理政事，曹参说：“皇上认为自己与高祖比如何？我与萧何比又如何？”惠帝说我如何敢与高祖比，你似乎也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我等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就行了吗？”所以说做事情充满了辩证法，什么时候大刀阔斧，什么时候萧规曹随，这里面有好大学问。

苏轼仿效曹参，在知州衙门以北专门修葺了一个房屋，名为盖公堂，又作《盖公堂记》，文中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

从前我在家乡居住的时候，有人患病咳嗽，去看医生。医生认为腹中有毒虫，让他吃寒药，结果从肠胃到皮肤全都乱套了，一个月后百病皆生，发热怕冷，咳嗽不停。又去看另一个医生，医生认为是热病，给吃凉药，早上呕吐，晚上腹泻。病人很恐惧，便又回头又去找第一个医生，啥药都吃，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乡里的老人教导他说：“这是医生的罪，药物的错。你没什么病！人活着，以气为主，食物为辅。现在你成天药不离口，各种毒素在你内脏里互相侵袭，劳损元气。你回到家里好好静养，好吃好喝，元气充实，则对症下药，一剂药即可见效。”病人听从了老人的劝告，到满一个月的时候，病就完全好了。

其实何止是治国，今天我们对儿童如同病秧一样呵护，对学生搞填鸭式的教学，都跟文中医生对待病人一样，非但没帮忙，反倒是添乱。这点道理每个人都懂，可是轮到自己当家长为人师，还是禁不住折腾一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