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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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沈从文因母病回湖南老家，在路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抄录了这则启事：

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

沈从文在信中说：“我一个字不改写下来给你瞧瞧，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

作家与官员都是吃文字这碗饭的，作家的作品叫文学，官员的作品叫公文。同样都是文章，有时候文学与公文迥然而异，有时候又很难区分。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这是两个官员在讨论改革问题，典型的实用文体，可也是一流的政论文、散文。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书，但它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的好不好只有“寸心”知，是谁知呢，愚以为除了自知，还有你知他知，甚至还有“后人知”，这样才能称的上是关乎千古的事业。

汉高祖刘邦刚刚统一国家，陆贾就在他耳边唠叨应多读些书，刘邦是个不读书的家伙，不耐烦地说：“老子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读这些书干什么？”陆贾反问说：“你从马上得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天下吗？”你刘邦再能，也还得靠文章治国、文化治国、文人治国不是？三国曹丕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个皇帝，把文章提到如此高位，自然是希望通过讲道理、有情感、打动人，得到民众的支持。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讲，文风就是政风，官样八股文章之所以可憎，就因为它是无思想、无情感、无个性的“三无产品”，这种东西多了，百姓就不再有阅读的兴趣，实在是为政大敌。

走失了童养媳的钟汉福，三言两语描画了金翠的相貌，更难得的是语言个性鲜明，让人过目不忘，难怪沈从文兴致勃勃地全文抄录。想必沈氏文章，一定是从民间汲取了很多营养的。

翰林学士的办公处叫学士院，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为便于皇帝随时宣召，翰林学士轮流宿值，以便第二天发布圣旨。苏轼当值时，常工作到深夜，天气寒冷时，太皇太后会送来蜡烛与热酒，以示慰问。有时候他觉得今晚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多喝一杯酒，带着微醺，信笔写字，心手双畅。结果恰在这时太后宣召，赶紧漱口洗脸，通过学士院的小门，一路小跑到达内廷。对多数人来说，跑个腿办个事，都抢着去干；领导一说写文章，转头下属全跑光了。苏轼恰恰相反，他曾经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苏轼文集》中，现存几百道苏轼起草的敕书、诏命、口宣、批答、国书等公文，大概对这些固定格式的与套路的文章，他也同样是以一颗文学之心、在畅快适意的状态下写成的。

一次苏颂、刘颁与苏轼闲聊，二人说：“我们少年时读的书，老来就忘了”，苏轼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一样。二人说：“我们从前读书，都是作一些笔记抄录，过后才能勉强记得，看你们兄弟二人未尝抄录，而下笔引据精切，乃是真记得也。”苏颂与刘颁并不是恭维，南宋时的洪迈也曾有所耳闻。洪迈用四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容斋随笔》，此书融历史、治世、文学于一炉，宋代以后的人们要想了解经世致用之学，这是必读书目。这人也当过翰林学士，有一天起草了二十多道圣旨，忙活完毕，在院子中遛弯踱步。见一年老书吏，年八十余，自称见过元祐年间的学士。洪迈说：“一天之内起草二十多件文书，想苏学士也不过如此吧？”老者说：“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他写文章时从来不用翻书。”

有一人很是穷困，无以为生，于是去盗墓，希望挖一些金银铜器。挖了一墓，只见一人裸坐，说：“汝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没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又挖开一墓，只见是一帝王，说：“我是汉文帝，临死前诏命墓中不得陪葬黄金美玉，全是陶瓦器皿，瓶瓶罐罐，同样帮不到你啊。”又见二冢相连，掘开一个，见一人说：“我伯夷也，饿死首阳山下，帮不到你。”盗墓者叹息说：“我用力如此之勤，却无所获，再看看另一个墓吧，也许有所得。”墓中的伯夷说：“劝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你看我形骸如此，我兄弟叔齐，怎么可能帮到你呢？”

    故人听了，哈哈大笑，告辞而去。

这就是苏轼，信手拈来三个典故，串起来就编成极具内涵的笑话，即所谓“雅谑”。西汉时有个人叫杨王孙，久居长安，家有千金。临终嘱其子说：“吾死，裸葬，以复吾真。”他对劝告的亲友说：“厚葬无益死者也。”死后裸葬于终南山。伯夷叔齐是商朝遗民，二人耻食周粟，逃到山中采薇而食，饿死首阳山下。苏轼作了半天铺垫，最后自比伯夷，将苏辙比作叔齐，当然是向故人表达自己的守节之心。穷且益坚，固然不易；富贵已极，而不改君子固穷的本色，则尤为难能。自古贫寒之士发愤努力，终于逆袭成功的励志故事层出不穷，可是故事往往只讲一半，一些人富贵了、发达了，然后奢靡了、腐败了、堕落了、祸事了，这种荒唐事自古屡见不鲜，今后也还会发生。如果我们真能记住苏轼讲的故事，也许能对洁身自好有更生动的理解。

苏轼的亲戚蒲宗孟，这人也是当过翰林学士的，他写信给苏轼说，近年来别无所得，惟有对养生之道体会颇深。他向苏轼介绍自己的养生之术，每日洗脸两次、洗脚两次、隔日洗澡一次。洗脸分为“小洗面”和“大洗面”，“小洗面”只是洗脸，换一次水，由两个佣人侍侯，"大洗面"换三次水，擦洗至肩部，由五个佣人侍侯。洗脚也分为“小濯脚”和“大濯脚”，“小濯脚”只洗至脚踝，换水一次，由两个佣人侍侯；“大濯脚”换水三次，洗至膝部，由四个佣人侍侯。当然喽，洗澡同样分为“小澡浴”和“大澡浴”，“小澡浴”用水稍少，由五、六个佣人擦洗按摩全身；“大澡浴”用水多，用八、九个佣人擦洗按摩，还要用各种中药，洗后穿的衣裤要用名贵的香料薰烤。这一套享乐方法，浪费点清水倒也没什么，可那时间也像流水一般，消耗在这种无聊的享受之中，更不要说消耗那么多人力，只为伺候他这一位高官。苏轼对此很不以为然，也毫不客气，他给蒲宗孟回信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半生东奔西走挨累，眼见老去，于是善待自己的愿望越发强烈。韩维，他的哥哥是韩绛——韩氏一门在宋代出过七个宰相，堪称第一旺族。韩维在知许昌时，春天时常每日在西湖设九个客座，嘱咐门吏有读书人经过就邀请入内，客满辄与众人饮酒终日，不问客人是何来路。有人问：“没有遇到过不对脾气的人吗？” 韩维说：“你还年轻，哪里知道。我老了，不知还有几春，如果非要等能坐在一起饮酒的人，那我就没有几次快乐日子了，而春天亦不等我啊。”

韩维的宴饮方式的确很别致，也很古雅。官场应酬，一般目的性很强，谁没事凑在一起胡吃海喝，多数时候都是被风气绑架、不得已。韩维能超越这些俗务，颇有“行乐须及春[1]”的诗意。他致仕以后，女婿去拜见苏轼，说韩维自以为日子不多了，打算沉浸于酒色歌舞之中，以娱晚年。苏轼说：“正因为已到了残年，才应该做些自家事，不应该耽于声色犬马之中。”他给韩维的女婿讲了一个故事：

[1] 李白《月下独酌》。

从前有一位老者，平生未尝参详禅理，而对死生之事极为了然。有一天他突然要求置办酒席，大宴亲朋。酒至半酣，老者说：“我今日要走了”说完果然气息奄奄。几个儿子齐声呼唤，希望老爷子临终留句话，以为后世家训。老人说：“只且第一五更起。” 儿子不明白什么意思，老人说：“只有五更起来，才可以办自家事。日出之后就干不了了。” 儿子们说：“咱家比较富裕，哪里用得着早起？家中的事，都是自家事，哪里有分别？” 老人说：“不。所谓自家事，是死时带得走的东西。我如果平日忙于添财置产、衣食劳碌，那我今天要去了，又有什么可带得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