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做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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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一直是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悲剧总是一再上演。然而，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1999年至2005年间，欺凌自杀事件的数量却是“零”。这反映了学校和教育行政当局应对欺凌问题时重私利轻责任，瞻前顾后、束手无策，因而一味粉饰太平。

学校是表面社会。“学校里不能有欺凌”这种表面上的原则，使得学校即使发现欺凌也会去隐瞒。不是以存在欺凌为前提，积极考虑应该如何解决，而是不承认存在欺凌，掩盖真相，这简直就像是对癌细胞增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行为一样。

记者镰田慧在《欺凌自杀》中四处走访自杀孩子的父母，是想了解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的感受。因为被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直接去倾听他们的心声。但是，通过多次去拜访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叹，将孩子逼至自杀境地，或者说是未能尽到挽救他们生命责任的当代学校，以及残酷凉薄的孩子们的世界，逐渐浮现在眼前。

在沉重的悲剧发生后，质问受害者不够坚强是何等虚伪自大。要阻止悲剧发生，只有杜绝欺凌行为本身。这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去努力。

以下摘自《欺凌自杀》

作者:（日）镰田慧

翻译：吴松梅

现在的学校已病入膏肓

“我决定去死。这不是自杀，是他杀！！”

在自己房间里上吊自杀的的场大辅同学用红色签字笔，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写下了最后的呐喊。其父的场孝美先生，把这些纸片平铺在供有佛龛的房间里的桌几上，不停念叨着。

人生在初中就结束了，可怜的我的孩子。

想象着，一直遭受欺凌的，我的孩子的痛苦。

没能早日留意到，没能对他伸出救援之手，身为父母，真是悔恨莫及。

不愿承认存在欺凌的学校，毫不负责。

对实施欺凌的孩子们，我满怀怨恨。

坐立难安。可是又无能为力，实在是痛心。

还有，周围的人在背后说着我们的坏话。

被害者被视为地方的耻辱。“他们拿了补偿金”，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传言四起。想向法院起诉，又害怕因此而被当地人孤立，孝美先生的内心很纠结。

究竟怎么办才好？悲伤和迷茫在他们心中翻滚。这些心绪，化作父母们长长的独白，喷涌而出。

我采访过的欺凌自杀者的父母，几乎都是一旦开了口就停不下来，滔滔不绝地诉说他们的悲伤。

对父母而言，没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痛的事了。更何况，孩子还是自杀的。而且，即使查明加害者是谁，倘若对方是孩子的同学，那真的是毫无办法。

迄今为止，我已经走访了12个家庭，倾听遗属的控诉。这些父母压抑着内心的痛苦，积极协助我的采访工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不要再有孩子因遭遇欺凌而自杀了。

“儿子死之前，我一直十分信任学校。”

这句话饱含着对学校深深的绝望。学校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是12个家庭的共识。

我偶然见到了几名自杀者的班主任，他们只是一味强调自己“没注意到发生了欺凌”。教师是学校这个组织的一员，是墙壁，是石头，是决不会表露出人类的感情的。

教师对欺凌现象视而不见，这是一种选择抛弃弱者的自保之策；他们想要尽快忘记自杀者，这是学校这个组织的逻辑，也是只关心活着的人的逻辑。

“老师，请做个人吧！”

来自遗属的这种呼声，是从根本上进行的控诉，希望老师能作为一个人，去面对孩子的死亡。

“我想报仇。”

的场先生说。他说的报仇，并不是指要报复加害者。他认为消除校园欺凌，是唯一一种祭奠死去的孩子的方式。其他很多遗属也提到了“祭奠”。其中，有的遗属为挽回孩子的名誉，制作了大量的文件，坚持不懈地寄给学校和学生家长。

只有从心底里真正面对这些父母的悲痛，学校才能重生。

各个学校对于“欺凌”的应对方式，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非常程式化。首先，否认“存在欺凌”。为此，遗属不得已，只能公开孩子的遗书。这既是对学校践踏孩子遗志的愤怒，也是为了挽回孩子的名誉。

即使有孩子的遗书，学校下一步又会提出受害者自身性格有问题，或是存在“家庭问题”，以此作为挡箭牌。总之，学校不会承认这是学校的问题，更不会在此基础上探寻艰难的解决之路。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学校的名誉”，是校长和老师们个人如何明哲保身。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不会从身为一个人的立场去面对欺凌事件。若想要逃避，可选的道路有无数条，所以他们才总觉得事不关己。

听着父母们的含泪控诉，我痛感学校已病入膏肓。校园欺凌，确实可以说也是社会的问题，但既然发生在学校的体制之内，那么在学校系统中就一定有其发生的原因。学校里存在的焦虑情绪，集中发泄到某一名学生身上，他被要求忍耐，这也是一种欺凌。欺凌看似违背了学校秩序，但实际上，它有时恰恰是学校秩序在学生们中的缩影。老师们选择对欺凌视而不见，就是他们在学校这一集体中所采取的保身之策的直接反映。

因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是学校教育的受害者。从他们所处的最底层看到的学校的姿态，已经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这本书里。欺凌自杀，只发生一起已是事态严重，而今却不绝于世。

《3年A班》剧照

事件发生后，校长和教师们的狼狈、隐瞒和突然翻脸，实在是丑陋不堪。学校在孩子们面前，展示了最反教育式的应对。表里不一、满口谎言的学校，只有彻底死去一次，然后才能再获新生。

学校对家长隐瞒欺凌的真相，是因为害怕家长提起诉讼。不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是即使与受害者父母敌对，也要保护自己，这恰恰证明学校已不是人的集体，它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行政机关。

学校向教育委员会提交的“事故报告书”，受害者父母要基于《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之后才能够看到。家长好不容易拿到手的，是已经经过检视，到处被涂黑的报告书。在家长看来，这是对自己孩子的又一次抹杀，也是反映现代教育之黑暗的典型事例。如果不相信学生家长，教育工作又将如何完成呢？

公开、自主，是民主主义的根本，但欺凌自杀的深渊中存在着的，是日本教育的非民主主义的姿态。

《黑暗荣耀》剧照

名为“不要死”的宣传活动意味着什么

福冈的一位教师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福冈的事态很严重。媒体和行政机构以及管理人员共同开展了‘不要死’‘不要急着去死’‘坚强点’等宣传活动。某学校提出了‘STOP·THE·自杀’这种空泛无效的方案，县教委还将这一方案下发至县内各处。这些宣传活动高喊着‘请珍惜生命’，简直就像在说，选择自杀的孩子是在轻视生命。”

教育委员会和学校宣传“不要死”，是在逃避责任。不去探究原因，只禁止结果，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化应对。这很容易演变为对被欺凌的孩子和自杀的孩子的指责。

将经常引发欺凌的孩子们分级、抹杀少数意见、死板的教育、集体主义、全员一致主义，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制定形式上的欺凌对策和欺凌预防措施，这只不过是为教育委员会准备的不在场证明，是他们的自我保全，是将问题的核心偷换概念。

欺凌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说明孩子的世界已经残酷无情到让他们想去死的地步了。要求孩子战胜集体对个人的“无视”，这是一种强者逻辑。而要想解决欺凌问题，我们只能站在被欺凌的孩子的视角来思考。

大人必须反复告诉孩子，欺凌是人类最卑怯的行为，是最可耻的行为。必须要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使他们能够理解被欺凌的孩子的感受。

·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

·为理解对方，耐心倾听。

·想象对方的痛苦和悲伤，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培养孩子养成这些习惯，这才是人性教育吧。

首先，学校必须做出改变。以管理的名义，强制规定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这是军队制度的残留，只能培养出机械化的预备军。害怕孩子们自由，是教师没有自信的表现。

学校是表面社会。将学校视为神圣的场所，这是战时教育的残渣；而强加于教师身上的“圣职者意识”，则是《教育敕语》（注：1890年，日本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教育基本方针。提出了以儒教道德和“忠君爱国”为中心的国民道德大纲，通过学校教育贯彻到国民中，成为天皇制的精神、道德的支柱，于1948年废除。）的延伸。允许体罚就是证明。

“学校里不能有欺凌”这种表面上的原则，使得学校即使发现欺凌也会去隐瞒。不是以存在欺凌为前提，积极考虑应该如何解决，而是不承认存在欺凌，掩盖真相，这简直就像是对癌细胞增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行为一样。即使出现因欺凌而自杀的人，学校也会否认说“自杀原因不是欺凌”；一旦出现遗书，便会辩解说“没有注意到存在欺凌”。

欺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强权者对弱势群体在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欺压，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于受害者来说，不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欺凌”。无论是怎样的欺凌，都是践踏人类尊严的暴力行为。骚扰，是对受害者的非人性对待，同时也会破坏加害者的人性。这与对女性或对员工进行骚扰（harassment）是犯罪行为同理。

令孩子和家长都感到绝望的学校

在采访因欺凌而自杀的12个孩子的父母时，最打动我的，是父母想要了解将孩子逼至自杀的欺凌真实情况的强烈愿望，即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当时自己孩子所处的状况和内心世界。这绝不是为了追究加害者和学校的责任，而是对自己孩子的爱的表现，也是对早逝孩子的怜悯，是身为父母的责任感所发出的深切呼喊。父母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不断反思孩子的死。然而，学校却只是逃避。

“想了解更多，想理解更多。”

阻挡父母们这合乎情理的人性诉求的，是学校。

学校化身成被混凝土包围着的组织，背离人心，化身为一种无机物的制度，敌对于家长。各个学校的表现近乎完全一致。

我已多次写过，“学校已然变成一个密室”。不过，我还从未站在失去孩子的家长的视角审视过学校。将孩子们逼至自杀的，是学校的墙。学校未能接受并分担孩子们的痛苦。对学校感到绝望的孩子们，选择了死亡。之后，经历了孩子自杀的家长们，也对学校绝望了。学校隐瞒了欺凌的真实情况，自始至终都在逃避责任，只顾保全自己。

双重的绝望围绕在欺凌事件前后。首先是孩子绝望，之后是父母绝望。这就是日本教育的现状。对于父母而言，起诉孩子生前就读的学校，尤其是已故孩子的弟弟妹妹现在正就读的学校，是最为困难的。即便如此，父母依然决定起诉，因为只有起诉才能查清学校里的真相。接下来，就轮到父母被所在地区孤立了。我还认识到一个严肃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成为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都绝对不是性格问题导致的。某一天，欺凌突然就开始了，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这是现代社会的不合理，令人恐惧。

《3年A班》剧照

被欺凌的，都是非常普通的孩子。而孩子们一般都不想跟父母说自己被欺凌的事，因为他们恰好处于自我意识变强的时期。然后，老师装作没注意到欺凌。现在，仍有无数孩子在实施着欺凌，或者在被欺凌，而家长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欺凌是集体实施的。孩子们最害怕被集体排斥而沦为少数派。排除少数派、猎捕异端者，迎合强者，这些都是成人社会的缩影。

只有身处现场的教师能够理解被欺凌学生的痛苦，才有可能解决欺凌问题。这种痛苦只能靠人类的想象力去感受。老师们啊，你们能不顾虑校长和同事，坚定地站在被欺凌的孩子们这一边吗？

学校只谈形式上的“对策”“处理”“应对”，而不能接受孩子们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发出的控诉，是对自己提出的批判。这令因欺凌而死的孩子们的家长感到绝望。不要再隐瞒事实、视而不见、四处逃避了，学校当前首先应该做的，是敞开心胸，谦虚地倾听孩子和家长的声音吧。

东京都町田市卧轨自杀的初二女生的父亲前田功先生，做出如下控诉。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与己无关而置之不理，请倾听绝不应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目睹了老师们的各种姿态的一名父亲的心声。

晶子因为没有迎合小流氓团伙的统治者，而饱受这个统治者以及对其趋炎附势的喽啰们的欺凌，不堪痛苦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哪怕没有导致自杀，发生的是程度接近的欺凌，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父母都不会违抗老师，被老师敷衍了过去，即使察觉到老师在敷衍，也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我们必须呼吁：不要容忍老师们的那些践踏我们想要了解真相的心情的种种行为。

老师这群人一直安于统治者的位置，所作所为至今从未被人指责过。他们对迎合自己的人，会夸奖“这些听话的家伙，来领赏吧”，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而对那些反抗自己的人、不按自己想法行事的人，会叱责“这些怠慢的家伙，要彻底收拾一下”。这都是他们所掌握的常规操作。

学校原本的职责，是培养学生既要重视自己的人权，也要重视他人的人权。但是，在老师们的权力统治下，学校反而变成了领会“统治与服从”的场所。

（《母与子》临时增刊号，1995年2月）

学校至上主义的陷阱

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一直打着赶超欧美的口号，高举加强国际竞争力的旗子。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强迫内部紧张起来，这种方法，同战时无异。可以说，战时日军的“打败仇敌”的精神一直支配着大型企业。

企业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模仿企业社会建立起来的学校，也奉行着竞争至上主义。与企业一样，学校也是一个不认可少数意见的统一社会。提倡“学校整体”“学校名誉”“团结一致”。孩子们不过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工具，个人得不到尊重。关于企业与学校的这种关系，我曾对报社记者如是说——

否定个性，滋生欺凌

效率至上，泯灭人性

关于西尾市初中生大河内清辉同学的欺凌事件，去年（1994年）12月15日，本报刊登的投稿《孩子们啊，不要轻生》，引起巨大反响。

看完那篇自杀报道，我瞬间觉得这与爱知县的管理教育的影响难脱干系。我曾采访爱知县与千叶县的教育现场，写下《教育工厂的孩子们》一书，指出学校在施行与工厂的劳务管理相同的教育。那已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其他县提及爱知和千叶的教育时，当地的老师们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们这里还好。”然而，该书出版两三年后，爱知和千叶的教育模式就在全国普及开来，直至今日，仍然留存于日本各地的学校管理教育中。

——为何会迅速普及呢？

严格校规、在校门等处检查校服，作为规范学生行为举止的方法，这一套在全国得到普及。因为操作性强，很快便得到推广。但这种方法虽有助于管控根源，却无法照顾到落后的学生。

——有声音指摘管理教育与丰田和三河（注：指丰田汽车公司，该公司大部分工厂集中在爱知县三河地区。）有关。

嗯。丰田方式是当今日本工厂劳务管理的典型，不仅在丰田使用，还被推广到全国。简而言之，那是一种为达到提升利润的目的，减少浪费，最大化使用工厂内劳动力的体制。

这种方式的盛行，会导致异己者被视为阻碍。学校也会受到所在地区的影响，应该多少有些关联。以前，曾发生过初中生杀害流浪汉的案件，那也是在排除异己者吧。

——日本学校存在特殊性吗？

学校会教育学生，最好全员一致，提倡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最好一致团结合作。强制性要求全员一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欧美，个人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日本，学校正在互相消除个性。健全人和残障者的问题也是如此，大家互相认可彼此的不同，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才是社会原本该有的模样。然而，如今，排除异己的想法非常强烈。校园欺凌也是这种成人世界的反映。

——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强制孩子去学校。

全日本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家人，都有一种恐惧，担心不从学校毕业就无法迈上人生之路。学校占据了孩子世界的全部，这就是“学校至上主义”。以前学校最多占据孩子世界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用来玩耍。

现在其实没必要这样，如果不想去学校的话，就可以请几天假。以前所谓的“姑且·无奈老师”（注：二战后至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各地教师匮乏，扩大招聘教师，教师一度成为门槛很低的职业。“姑且·无奈老师”是对没其他想做的工作而“姑且”当了老师，或者干不了其他的而“无奈”当了老师的这部分人的蔑称。）的时期，尚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老师，比较有趣。但是现在只有认真学习的人才能当老师，他们自然无法理解少数与众不同的孩子的想法。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需要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认可所有人的价值，即便迟钝，即便成绩不好也没关系，各种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是一个只认可学习价值的时代。学校里和地方上都不存在大家一起生活下去的共生思想。这便是整个社会都转而追求效率的结果。一旦掉队就麻烦了，就这样强迫不愿意去学校的孩子去上学。这个世上大概没有其他像日本这样高效的社会了。日本国铁拆分及民营化时，全国约有上百人自杀。效率化一边倒使得人性都被泯灭了。这种人性泯灭，如果没影响到孩子们的世界就好了。

——文部省提出发展个性、宽松教育……

日本教育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即使文部省颁布政策，也很难改变教育现状。这是因为校长控制着整个学校。不换掉校长，教育一线就不会有所改观。

——听说你在初中作了演讲？

埼玉县的一所初中希望我面向初二学生及其家长作一场演讲。我当时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今后孩子数量会不断减少，上大学就变得容易多了。直至初中阶段，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上了大学之后再学习也完全来得及。而且越是大企业，裁员越厉害，即使进入一流企业也不能高枕无忧。因此，现在热衷于自己喜欢的事，将来更会大有可为。演讲结束，临走之际，还有学生来跟我握手。

——之后又出现了自杀者……

学校是典型的表面社会，不说真心话。孩子是很敏感的，对不说人话的学校无法信任。而且，现在整个社会都不怎么倾听他人的声音了。这个效率至上、人际关系剑拔弩张的社会中，在最脆弱的地方，发生了欺凌，不是吗？实施欺凌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牺牲者。

为了防止欺凌，是不是反而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监视？这一点令我十分担忧。

（文字整理：井上隆生，《朝日新闻》晚报，

1995年1月28日，名古屋总社版）

能谦虚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诉求的，这种温和的人际关系如何才能构建起来？这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相信，缓和孩子之间、孩子与父母之间、父母与老师之间以及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防止欺凌和自杀的方法之一。

（1996年）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欺凌自杀》

（日）镰田慧 著，吴松梅 译

ISBN：9787532791897

定价：48元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四处走访自杀孩子的父母，是想了解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的感受。因为被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直接去倾听他们的心声。但是，通过多次去拜访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叹，将孩子逼至自杀境地，或者说是未能尽到挽救他们生命责任的当代学校，以及残酷凉薄的孩子们的世界，逐渐浮现在眼前。

甚至于，这种将人欺凌至死的残酷，在事件之后还蔓延到受害者的父母，转变成区域对被害者家人的孤立问题。这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

——摘自本书前言

作者简介

镰田慧，1938年出生于青森县。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曾是新闻和杂志记者，后成为自由作家。著有大量纪实作品，包括《从死刑台生还》、《前往日本列岛》（全六卷）等。另有作品集《镰田慧的记录》（全六卷）。1990年凭借《反骨：铃木东民的一生》获新田次郎文学奖。1991年凭借《六所村的记录》获每日出版文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