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按照当时国家相关规定，在生活上可以享受很多较为优厚的待遇。比如家中的房费和电费本来可以由公家负担，但马叙伦却分得非常清楚，自己家书房和客厅的房费、电费按照规定处理，卧室、厨房等其他房间的费用坚持自付。在住房和用车的事情上，他对家人要求尤为严格。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家人不能随便使用，即便是自己的夫人与子女也不例外。

　　据马叙伦的小女儿回忆，当时他们家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位司机、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司机是国家派的，是有工资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资，国管局提出也由他们来负担，马叙伦坚决不答应，说他们两个不是只照顾我一个人，是管全家的，应该由我们自己负担，不能跟国家要钱，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工资由马叙伦自己负担。

　　作为一位慈父，马叙伦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疼爱，他曾作诗坦言“丈夫爱少子”（见《读杜甫忆幼子诗遂感而作寄小来》）。在所有子女中，马珮是最小的女儿，马叙伦更是对她疼爱有加，1948年，马叙伦与侯外庐、邓初民等人住在沈阳的铁路宾馆，离家3个月，思女心切，专门为小女儿作诗四首，其中言道：“阿爸时刻念娇儿，小影频看欲抱持。”即便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身居高位，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情况下，他却仍旧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小女儿，在原则面前，从不让步。

       马珮小的时候，每逢十一、五一，按照马叙伦的职务晚间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烟花，他只带马珮去过一次，马珮看到了毛主席，孩子们排队和毛主席握手，马珮很兴奋。第二年马珮还要去，马叙伦就不带她去了，他对马珮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马珮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但是马叙伦就是没有带她去。

       一代知名教育家、作家，民进中央原主席叶圣陶有三个孩子，名字分别叫至善、至美、至诚，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

 曾有人问叶至善，叶圣陶如何教儿子写作，叶至善答：“从来不教。”叶圣陶仅要求孩子们每天要读些书，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除此之外，叶圣陶还要求其子女每天要写一点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任何限制：花草虫鱼、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均可收于笔下。纳凉时，叶圣陶让孩子把当天写的东西朗读给他听，他总是认真倾听，从不轻易说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之类的话，只是说我懂了或者我不懂。叶圣陶说“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懂”，孩子就会调遣词语或重新组织句子，尽力让父亲听明白，直至父亲说“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懂了”时再继续读下去。叶至善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学会作文的。”

         叶至善是叶圣陶的长子，在他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听父亲提到过立身处世的长篇大论说教。叶至善2岁9个月时爬板凳，触发叶圣陶写了一首教育诗《成功的喜悦》：

        儿欲爬上凳子，

　　玩弄桌上摆着的积木、摇鼓、小锡船、耍孩儿。

　　他右膝支着凳面，耸身屡屡，

　　可是力量不济，不能成就他的尝试。

　　老太太看见了，

　　把他抱起来，让他坐上凳子。

　　伊的动作十分轻易，

　　但是，这使他十分失意，

　　啼声乍发，身子一溜，

　　两脚又站在地。

　　为什么啼泣？

　　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

　　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

　　要乞求你意志的自由？

　　要享受你成功的喜悦？

　　他不做什么说明，

　　只是继续他的尝试，忽然身子一耸，两脚离地，

　　他又坐上了凳子。

　　玩具在他的手里，

　　笑容浮上他的两颐。

　　叶至善说父亲是强调“应该让孩子发展自己去闯的本能，应该让孩子锻炼奋发的潜力，不要阻挠孩子祈求意志的自由，不要剥夺孩子享受成功的喜悦。我知道，父亲是不主张把我抱上凳子的”。

　　叶至善小时候爱拆东西，有时拆得兴起，连家里的马蹄表都拆了。叶圣陶不是装作没看见，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儿子拆了东西当然要想法再装起来。一开始叶至善经常是满头大汗地忙活半天，仍然面对散落一地的零件发愁。拆拆装装多了，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门道，上初中时，居然按照杂志上的图纸，自己安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叶圣陶的“顺其自然”并非放任自流，他重视培养子女健全的人格。叶至诚说：“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给我极大的自主权，有时候还在我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签，给我们兄弟几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管我的，都是涉及他人的事，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之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事事处处要替他人着想。”

 叶圣陶很在乎子女性格的培养。叶至诚小时候，性子毛躁。叶圣陶亲自做了一根钓鱼竿，通过钓鱼，用“以静制动”的办法培养出了叶至诚做事认真、耐心的性格。

 叶圣陶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这些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但有的习惯绝不能养，比如“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上来了，噗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但这既影响他人学习和工作，又可能传播病菌，一旦习以为常，就成为一种妨害他人的习惯”。比起抓学习，叶圣陶更注重抓孩子养成好习惯。

民进中央原副主席楚庄曾从事教育工作，他对子女的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三个子女楚元、楚建、楚立回忆：“‘街畔夜谈’是我家的传统，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夏日夜晚，父母常带我们姐弟三人，去街边绿化带乘凉，猜谜语（很多是父亲自编的），讲故事（多是历史典故），说笑话（秀才念白字、写歪诗等）。”

 对于楚庄来说，生活就是对子女的教育，教育也就是生活。他在家中挂上中国历史大系表、世界地图及月历等。受父母的影响，他的三个子女各自的家，至今仍保留着挂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历史大系表的习惯。他不仅利用散步的时间与孩子们“夜谈”，而且还在早上带着孩子们晨读英语、在吃饭的时候还与孩子们争论数学题……这在三个孩子所写的回忆诗中可见一斑：“可慰学习儿女勤，居家不辍读书声。北洋军阀弟攻史，南海渔歌姐练琴。街畔夜谈说汉武，窗前早课念英文。几何偶遇题难解，吃饭犹争角等分。”

 楚庄还会为子女亲自下厨，保留节目是锅贴。锅贴快熟时，他会在热锅边上浇些水，再焖一会儿出锅。每到“浇水”时，楚庄必定招呼孩子们过去，听那一声“嗞啦”。那深沉宽厚的父爱，对孩子们小小心理的悉心揣摩，深深地融化在这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之中，而让子女们难以忘怀。

 楚建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法学硕士，楚立是医学博士。他们姐弟三人认为：“热爱生活，让简单平淡甚至困苦的生活变得生动、有趣、有意义，活出生命中的精彩，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傅雷是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他的教子秘笈也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及夫人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被编印成册，名为《傅雷家书》。他们写给儿子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家书，而是引导儿子走上正确人生之路的箴言，是爱的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对儿子的教育中，傅雷始终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教育儿子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已别无所求。”

 对待挫折和困苦，傅雷教育儿子要提高修养，拿得起，放得下，以自己的人格高境来求得人生的完满：“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一潭死水；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解脱。”

 对待工作，傅雷启发孩子，要多思考人生问题、宇宙问题：“把个人看得渺小一些，那么自然会减少患得患失之心，结果身心反而会舒坦，工作反而会顺利。”

 在对待学问和艺术问题上，傅雷以自己切身体验告诫孩子，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一个人没有灵性，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 

 一部《傅雷家书》，自1981年问世以来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之多，这在当代纯文学作品中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