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那时的电影
那时年纪还小，精力充沛、体力旺盛，时常从街的这一头飞奔到街的那一头。那时的生活充满了动感。飞拳拽腿，打架斗殴；锯下一截树枝作弹弓，一盏一盏地打碎马路两边的路灯；爬到一幢废弃的老屋里拆除电线，剥出电线的铝芯溶成军用皮带的扣子；翻开街头公园里一块块潮湿的破砖碎瓦，搜索那种外壳纹路特别清晰的蜗牛……那时，只有电影能让我们歇住喘一口气，安静地待上一两个小时。那时的电影多半是黑白片，和我们的生活色调相仿；因此，我们不是太明白，布幕上那个神秘的空间什么理由让我们如痴如醉？
那时——那时大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总是有十年左右的时光。
那时的电影院更像是一幢破败的大仓库，现在不太看得到了。电影院的天花板特别高，一些老式的吊扇正在上面飞速地旋转；电影院里陈列了一排排硬木的靠背椅，观众入场和退场都会噼啪乱响一阵；天长日久，电影院的几扇窗户已经合不拢了，白天放映时会有几缕刺眼的光芒从那里射入；漫长的夏季，电影院里的汗酸味和体臭久久不散。可是，梦幻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神奇地制造出来。灯光终于暗下来了，音乐响起来了。黑暗之中的等待犹如穿越某一个秘密洞穴。几秒钟之后，前方的银幕豁然亮了起来。一辆敞篷轿车疾驰而过。一个女人穿上连衣裙摇摇摆摆地行走在棕榈树下。一阵哨子，几声枪响。另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猝不及防地打开了。
如若城市的广场没有举行集会，电影院就是首屈一指的繁闹之地了。大批闲散人员、小贩、三轮车夫、街头团伙以及某些扒手集聚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他们的羡慕目光会让我们这样的观众将胸部挺得更高。让人苦恼的是，电影院凭票出入。那时的电影票不算太贵，可是轻易买不到手。如果有了新片子，一张电影票就能约上一个漂亮的姑娘。新片子的电影票多半内部分配，仅有少量在电影院那个一尺见方的窗口出售。电影院的窗口镶上结实的铁条，只有一个小洞供攥着一把零钱的胳膊伸入，每人限购三张或者五张不等。那时不习惯排队买票，一尺见方的窗口往往拥挤了十多条大汉。如果从这些大汉的缝隙抢购几张电影票，肋骨往往会痛上好些天。一个机灵的家伙曾经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几个人合力抬起一个特别勇敢的伙伴，“一二三”发声喊把他高高抛起，让他趴在窗口那群大汉的头顶。他不顾一声声恶毒的咒骂和杵到肚子上的乱拳，居高临下地将胳膊伸入购票的窗口。这么做通常都能得手。如果推推搡搡过了分寸，打起架来我们好歹也算得上人多势众。
不论怎么说，都有买不到票的时候。于是，我们只得设法混入电影院。三张票混入四个人或者用旧的电影票混水摸鱼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恶的是电影开演之后还要查票，找不到座位的人要被轰出去。我们只好在电影院里与查票员打游击。他们亮着手电筒在东边巡逻，我们就蹑手蹑脚地从西边溜走。某一回我们乘乱裹入一个没票的小女孩，查票员过来的时候让她蜷缩起来蹲到另一个女孩的长裙底下。这样的伪装天衣无缝，查票员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要转身离开。裙子底下的女孩看不到手电筒的光圈以为警报解除，她从裙子下面蹦出来的时候几乎吓坏了查票员。这样的戏剧性当然产生不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事实上我们一伙五人统统被赶出了电影院。
今天看来，那时的新片子并没有多少，我们更多地是将那些老片子看得倒背如流。《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每个人都可以时刻进入角色，无论是扮演瓦西里、列宁，还是那个有一撮仁丹胡、掏了满手大粪的日本鬼子。“面包会有的”，“鬼子进村了”，“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先生，能帮忙推推摩托车吗”，这些台词编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比政治领袖的语录更多地得到了引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移居乡村，告别了电影院。幸运的是，我仍然常常有机会看到露天电影。我们的小村子往北走十余公里有一个兵工厂，那里一个月会在操场上放映一部电影。我们如同企盼节日一样等待这个日子。即使那一天在田里累得半死不活，收工之后我们还是会三口两口扒了晚饭就捏起一支手电筒上路。我们赶到了工厂，操场上总是已经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从我们占到的位置远远望去，放映的布幕仅仅比豆腐块大一些。这样的位置令人沮丧，我们宁可来到后台坐在布幕的背面。因为与布幕的距离太短，我们不得不竭力仰起头来。一大批人在我们的鼻尖上跑来跑去，一概用左手开枪或者写字,偶尔还会坐在靠右的驾驶台上把汽车开得飞快。某一天收工迟了，一个知青匆忙从村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后架上驮着我心急火燎地冲入黑暗的山路。临近兵工厂的时候，自行车突然撞上了一堵肉墙，我们俩人横斜地摔入路旁的水渠。自行车哐当当的乱响之中，一只猪尖叫着跑开了。我被摔得半天动弹不了，骑车的那位抖着水淋淋的双手破口大骂：“你这婊子养的凑什么热闹，你看得懂吗？”
如果有了什么喜庆日子，放映队偶尔也会到村里演一场。布幕就牵在村口的晒谷场上，时常被山风鼓得像一张帆。村民看电影十分入神。瞠目结舌忘了摇动手里的扇子，一尺长的涎水明晃晃地拖到地面。忽然布幕上有一列火车迎面驰来，晒谷场上的观众纷纷拎起自己的小板凳四散而逃。村里放映电影生怕断电。电力不足的时候，那盏吊在老式放映机旁的白炽灯就会忽明忽暗，布幕上的人物对话变得怪腔怪调。这时观众都没有心思说笑，生怕放映机“啪”地一声停了下来。只有待到这部电影演完，我们才会如释重负——这时才有人开始模仿刚才听来的怪腔怪调。
那时的电影仿佛就封存于那时——封存于那种贫瘠的、粗鲁的，同时又生气勃勃的日子里。现今的电影具有了金碧辉煌的风格，我们却丧失了那时的狂热。我们会读一读电影海报背后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令人咋舌的投资数额，影星秘史，巨大的拍摄场面和无与伦比的特技，数码成像和风靡世界的主题歌；我们也承认电影颁奖仪式上那些打领结的男人和穿长裙的女人风度迷人，可是，我们却很少光临电影院，真正看一场电影。我们的躯体开始发胖，心情也日渐散淡。一事能狂便少年，这样的散淡就是中年了。中年就是认可了现实的坚硬和庸常，不再寄情于奇幻或者浪漫。这是中年的慵懒，也是中年的坚韧。遥想那时的电影痴迷，我们的脸上浮出了过来人的微笑。为了兑现某一个奖赏的诺言，我们会在周末上街替儿子购买一张电影票，明星荟萃故事跌宕索性让他痛快地激动一回。我们打不起精神陪儿子上电影院，我们宁愿在一张晚报和一杯淡茶之中消磨一个漫长的黄昏。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