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dra,I. W. (2014). Why American Sociology Needs Biographical Sociology—European Styl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Social Behaviour, 44(4), 389–412.

Jindra, I. W：《为什么美国社会学需要欧洲范的传记社会学？》，《社会行为理论学报》，2014年第4期。

在欧洲接受生命故事（life story）和传记研究（biographical research）学术训练的INES W. Jindra老师，到美国求得教职。但是，他居然到了这个国度才发现：传记社会学（biographical sociology）在美国几乎是缺席的。

为此，Jindra专门来写了篇文章，谈谈，欧洲范的传记社会学要怎样向美国传播这一流派。

其实，在欧洲甚至国际范围来看，传记社会学并不缺席。在德国社会学会里，早在1968年便有“传记研究”这个部门，而在世界社会学（ISA）里，也有“传记与社会”（biography and society）这个部门。不过，如果仔细ISA的名单就会知道：几乎都是欧洲学者。

但奇怪的是，欧洲做传记社会学的学者会认为，他们的理论资源取自美国：20世纪20年代，不被芝加哥学派认为是科学的“波兰农民”研究，以及常人方法学、会话研究等等。

实际上，美国社会学并非完全没有传记社会学这个方法（method）。作者也看到，近二三十年美国兴起的各种方法，比如集合理论（set theory）、Jaber F. Gubrium and James Holstein

的叙事的融贯性（coherence of narrative）、Griffin 的“事件—结构—分析”（event-structure-analysis）、Abbott和Peter Abell的序列分析，无不透露着传记研究的相似点。

那么，美国会忽视传记社会学呢？作者虽然身在美国，但他认为是有几点原因：

第一，美国社会学看重是的结构（structure）而非“个人的诸力量”（personal powers）。

作者援引Margaret Archer的内在交谈（internal conversation）、反思性（reflexivity）

来对照美国社会学之偏向，不过他也承认美国社会学中有反例，比如G.H. Elder将life course与agency结合起来。

第二，重视量化与还原论（Reductionist）。这并不稀奇

这样情况被Christian Smith称为是variables sociology，而非考虑情境、脉络、机制。作者认为，与之相对，传记社会学则会看重的不是还原（——但他也并没有说是emergence，很奇怪，毕竟他也是critical realism一系），而是abductive and retroductive logics。这样的方法，能够发现“某一案例中的结构”（structure of a case）。

第三，对“文化—行动联接”（culture – action link）理解偏颇

Jindra同样援引Christian Smith指出，美国社会学中缺少对动机（motivation）的讨论（——sigh，参考文献中的几篇motivation，除了韦伯，都是美国刊物。。虽然年份早了点），并不关注actual course of behavior（行止的切实历程），而是倒向了Ann Swidler所说的“文化工具箱”，只探讨行动策略中的文化。

批判美国社会学这些特点，并不奇怪，但他提供了什么？Jindra总结了两位德国社会学家，传记社会学家的理论。

1. 叙事访谈——The NarrativeInterview (Fritz Schütze)

这种传记研究方法，倡导以不打断的方式访谈，让受访者自然地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出来。研究者要做的，是帮助受访者抽象地思考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件（event），让受访者自己去“内在回应”（internal reactions）。由此，研究者从受访者的叙事中，找到大主题、大事件，呈现来“人生轨迹”（life trajectory）。

研究者对这样的人生轨迹总结，往往具有一些形式化的特征：an “abstract,”an “orientation,” a “descriptionof events,” an “evaluation,”a “solution” and a “conclusion”。

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去发现受访者的“主观意向”（subjective intention），知道哪些轨迹是可以改变，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可预见的哪些是不可预见的，从而得出“由主体提供的传记式诠释”（ bi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sby subjects），识别人生动力（dynamic）。

Riemann and Schütze (1991) 这样总结：

 “Wehave in mind social processes structured by conditional chains of events thatone cannot avoid without high costs, constant break of expectations and agrowing and irritating sense of loss of control over one’s life circumstances. One feels that oneis driven, that one can only react to ‘outerforces’ that one does not understandanymore”

2. 对象性诠释论—— ObjectiveHermeneutics (Ulrich Oevermann)

这一方法的核心是“意义的诸潜在结构”（ the latent structuresof meaning），是要让文要自己呈现自己的“社会实在”、自己的互动。

在运用这种传记研究方法时，研究者会先从访谈记录的前一小部分作个summary，作为一种意义的起点，然后对后面的访谈记录再与前面这个summary做匹配与接合，使之成为从后向前的意义融贯，达到“一个案例、一种结构、一种重建”的效果。

港真。。我感觉份刊物在主编主导下，有点太过了吧。。这篇论文引了几个尚未发表的论文。。更不要提其理论资源几无是critical realism一系。。但两个论点，要么太平实，要么太老套。。也许贡献只在于，介绍了那两位德国的传记社会学家吧。的确，他们的英译作品也不多。

再港真。。翻到中国也发过两篇谈传记社会学，见鲍磊《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社会》2014年第5期和《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反实证主义传统》，《社会学》2015年第7期。

然而，对比来看，我都没有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没有搜到上面那两位传记社会学家的大名，也没有看到谈那些新兴的相近的方法论。。。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