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封面之五 | 郑荣健 | 附丽于地域风俗秘史的情感召唤——评高甲戏《围头新娘》
2024年第4期 总第8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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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上，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创排的现代戏《围头新娘》之“海上婚礼”选段精彩亮相，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群众一同观看了演出。该剧以两岸关系为创作核心，巧妙融入海峡两岸的丰富文化元素与独特的剧种特色，生动地勾勒出两岸在“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理念下融合发展的美好画卷。该剧自首演以来，经过一年半百余场的持续打磨与实践演出，体现了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2024年3月中旬，《围头新娘》在中央歌剧院倾情上演，为首都观众深情演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情至深的感人故事。
附丽于地域风俗秘史的情感召唤
——评高甲戏《围头新娘》
现代戏《围头新娘》
在福建泉州湾有一个围头村，跟金门隔海相望。因始于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这里成为支前参战的前沿。可战火纷飞并没有阻绝围头和金门之间的民间交往，甚至还发生了一段深沉感人的爱情故事，使“海峡炮战第一村”变成了“两岸通婚第一村”。从第一位到第二第三位，围头村先后有100多位姑娘嫁到了台湾，许多台湾姑娘也嫁到了围头，她们经营着各自小家庭的幸福，更成为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的民间使者，生动诠释了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同胞亲缘和渴盼和平、渴盼共建美好家园的民情民意。
这不仅是曾经的往事，也是正在发生、还在延续的生活。由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文旅局出品，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创排演出的高甲戏《围头新娘》（编剧陈欣欣，导演郭小男）以此为背景来进行创作，以乌英、飞燕祖孙两代围头新娘悲喜不同的人生命运，见证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生动曲折、深沉感人地演绎了一段渴盼亲人归来、昔日冤家成亲家的海峡往事。从大幕拉开到结尾飞向海峡对岸的“我的亲人盼你回家”风筝，都极其诗意、饱含情感地诠释了时代主题和无尽牵挂。我们对这部作品所撬动的深刻主题和重大现实意义了然于胸，更深深共情于几乎不可能而化为可能背后的艰难曲折和血脉相连深植于灵魂的一切情感和行动的努力。这是高甲戏《围头新娘》最揪人心的地方。
一、以历史为经纬，展现时代变迁的传奇
高甲戏《围头新娘》所发生的故事，并不是一般的悲欢离合，而是承载着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深刻的、特殊的历史境遇。尽管它的叙事起点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但从历史情感的角度看，那深沉的撞击和强烈的情感，跟我们民族自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屈辱与悲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和九州板荡的漫漫长夜中走出来，列强侵欺退去了，新中国成立了，时代发展卓然可见，可正如我们所知所见，海峡两岸还没有实现统一，亲人难以实现团圆。在这个历史的尾巴中，郁积的情感早已超越了1958年至今的数十年，而实际上折射出悲欢离合里更复杂、更深沉的历史景深。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甲戏《围头新娘》选择用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节点为结构叙事的方式，显然包含着创作者相当自觉的历史意识。从1958年“八二三”炮战开始、1979年元旦炮战停止到改革开放和台湾“解严”，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着重大意义，而剧中人物的处境亦因此而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在浩荡历史和时代潮流中，具体的人何其渺小。这部戏以史为经纬来组织叙事、安排场面，一方面表明大环境的改善是基础和前提，“大家”和“小家”从来都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和平发展才是正途，各方都应正视它的正向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家庭或个体的具体和卑微，他们应对各自处境时每一个微不足道但又坚忍执着的行动，就尤其触动人心。特殊历史的描述可能是“炮战”“停战”“改革开放”或“解严”，但对具体的人而言，是亲人不得回的阻隔、海上浮尸的惊悚和看到团圆可能性的希望。正因为有了历史意识的加持和联系，高甲戏《围头新娘》所展现出的时代变迁的传奇性，才显得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创作者为了曲折跌宕而刻意为之，而具有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这些变迁都有丰富的地域细节和浓郁的风俗感。当年的炮弹弹壳变成了“金门菜刀”；在金门物资匮乏之际，围头村民和金门渔民悄然兴起的民间贸易往来，跟改革开放初期的氛围十分吻合；与飞燕青梅竹马的周永平南下深圳，回来后引起奶奶的误会，以及当地“抱公鸡、提面线”的婚俗和媒婆串门说亲、后生仔不满戏谑等喜剧性场面，给全剧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风俗色彩。民心所向，民心就蕴藏在这些生活细节和风俗情感当中。
二、以情感为悬念，悲喜交织感人至深
高甲戏《围头新娘》所讲的故事跨越数十年，关键在奶奶乌英和孙女飞燕两个人物。这首先自然解决了“史述”的时间问题，但编剧的构思非常独特和巧妙。从表面上看，乌英思念和寻找爷爷，跟飞燕偶遇金门后生唐越从相恋到结婚，是平行的、对比的两条线；但实际上，年青一代的偶遇既源于寻亲，联系逐渐密切起来也源于寻亲，曾经的恩怨和寻亲的誓言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围头和金门的一段姻缘佳话。在这里，奶奶和爷爷的悲剧命运带有了一种前置情感的意味，不再是平行和对比，而是贯穿全剧的、具有情感悬念的灵魂。
无论是受阻数十年不能归来的爷爷洪水智，还是遗骸下葬围头的金门军官唐建华，他们成为孤悬于特殊历史和地理之外的血脉亲人，也是具体的情感锚点。编剧构思的独特性在于，这些锚点和联系形成了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第一，按照平行或对比的逻辑，奶奶寻爷爷和唐越寻父亲才是交叠的线索，而奶奶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无意安置了唐建华遗骸的恩义，使两家人有了第一层联系。第二，情感执念是传续的，奶奶思亲寻亲的执着化成了飞燕的一桩心愿，由此她跟唐越有了历史的、亲缘的情感联系，正是在冲动地出海寻亲的过程中，飞燕与唐越相遇并激活了偶然恩义的锚点，产生了两家人的第二层联系。第三，飞燕冲动出海和唐越贸然泅渡，情感执着和特殊风险并存，戏剧悬念扣人心弦，但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这些偶然的、特殊的线索交织使他们因“寻亲”的情感共鸣而埋下了情愫，新的种子发芽了，而使之勇敢蓬勃地生长起来的，是用对讲机谈恋爱的可能，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现代戏《围头新娘》
一切都源于那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和盼望亲人归来的牵挂与思念。奶奶冒着炮火到海边放风筝，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思念爷爷的执着，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孤寂悲凉的身影，始终贯穿在叙事当中，成为所有叙事的情感原点。风筝可以飞向金门，可夫君回不来了。“雨仔雨蒙蒙，送君去出门。举起为君遮雨伞，俯落为君穿雨鞋。问君何时返家门……”《送郎歌》成了奶奶悲剧命运的主调，她的结局是悲怆凄美的。当孙女婿唐越最后带回了爷爷留下的35根簪子，她只能以盛装回忆当年，一根簪子代表了等待的一年，一根一根地插满已然白发苍苍的双鬓，令人潸然泪下。相对而言，飞燕和唐越勇敢得多，当然也因为时代发展了，他们没有那么多历史处境的无奈，但越是如此，观众就越对奶奶充满了同情，越祈愿年青一代可以幸福美满。这种悲中有喜、喜中蕴悲的情感张力，到飞燕和唐越盛大的海上婚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奶奶的漫长等待和已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也实现了和解，生动诠释了“奶奶和阿公的悲剧不能重演”和两岸期盼花好月圆的共同愿望。
奶奶乌英和孙女飞燕都塑造得十分出彩。奶奶迷糊时的偏执和痴情，她用闽南话打断人插话时“莫要说我的孙女”时那种断然和对孙女的呵护，三言两语就把一个闽南地区老奶奶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飞燕相对比较外向，聪明活泼，外在的形体和唱念都很好，但也不只是沿着叙事走；在奶奶说要“在大海里摸到这根针”后的那段唱腔“发簪的故事听了一遍遍”，祖孙之间共情联结，情感传递走入内心，顿时让人心生柔软。尽管海上婚礼几近“大团圆”，但就主题性的情感而言，千千万万的团圆还需海峡两岸共同的持续努力，因此高潮处奶奶的插簪仪式可以说是对自身命运和历史情感的艰难而必不可少的和解，这和解越是悲怆和凄美，便越发出深沉的、延伸的情感频谱信号而持续撞击人心。
三、表现而臻于象征，呈现地域风俗秘史
在高甲戏《围头新娘》中，观众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首尾呼应、贯穿始终的风筝了。飞向金门、飞向海峡对岸的风筝从一个到无数个，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呼唤亲人归来，既一“线”牵挂具体形象，又主题宏大意味深长。风筝强化了情感表现，也带有一种地域风俗秘史的象征色彩，将高甲戏的表演抽象跟情节、人物和情境联络而化成“有意味的形式”。当风筝、簪子等意象道具附着于驰逸情感和特定的风俗仪式乃至相应的光线和色彩关系时，它们也真正成为高甲戏的独特审美——稚拙取象，亦庄亦谐，充满象征表现的民间智慧。
高甲戏《围头新娘》呈现出一种民间风俗和象征表现相互交织的浓郁色彩。印象派画风的背景投屏，尽管有些干扰前区表演，但从风格质感的角度看，恰恰反映出这部戏的地域风俗秘史特质。悲喜场面的交织与迭进，反映到灯光和色彩上，普遍有一种浓郁的、暖滞的象征感和表现性，并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地变得明朗。我们常说高甲戏庄谐兼顾、唱做并重，讲的主要是表演层面的剧种特色，但它们对于生活真实倾向于地域风俗的审美提炼和光线昏昧、色彩斑斓和边界混沌的民间质感，在舞台呈现的风格面貌上同样不容忽视。
借鉴偶戏发展而来的夸张、变形和谐趣，使高甲戏跟相对标准化的常规戏曲程式略有不同，呈现出一种情境特殊、效果间离的民间风俗特质——在形象造型上，丑角尤其突出，形体的夸张和动作的幼稚化自带谐感；在道具运用上，皮影式的抽象和游戏使视觉较为个性化，而紧张感则被冲淡，显出既“演”又“戏”的张弛。比如，剧中围头和金门渔民在海上相遇，船被截为数段而以演员的随机组合来呈现迎风逐浪的不同场面，可以看出导演比较准确地把握和发挥出了高甲戏的特色优势，并将之运用到舞台调度上来。这个场面跟结尾的海上婚礼其实是贯通和呼应的，由生活出发而演化为仪式，以仪式感来强化表现性。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风筝、簪子等意象所确立的由情感心理出发而外化的仪式感，舞台转换自由灵活，节奏简洁有力，用闪回的、色彩强烈的、歌队分解组列的种种调度与强调，将人物命运、心理情感和表演机动、舞台视觉组织成极具感染力、冲击力的典型画面。如此由外或由内而来，皆集中附丽于风俗仪式而着意于带着主观印象的表现，最终臻于象征性质的审美。
高甲戏《围头新娘》源于史实而发酵于生活，本身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由于它的构剧方式较为跨越，难免存在一些还需填实的逻辑细节，比如，特殊年代和对峙氛围中围头村民收埋遗骸的特殊心理与曲折行动、飞燕和唐越由相遇到相爱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等。不过，舞台样式自有一种引导欣赏的审美规定性，在时代变迁传奇和地域风俗秘史的框架中，当主题隐喻、情感表现化为具有象征色彩的呈现，一些风格化的抽象或忽略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在昔与今、战与和、对峙与发展的对比强调中，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和具体生动的强烈情感，给我们提供了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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