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第2-10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本文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应徐学清教授之约，为加拿大《世界日报》的文艺副刊《华章》（痖弦主编）“名家谈———华人文学之我见”专栏所写的短文，①主要谈了我对于“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一个看法。我认为，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地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华语写作，创作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作品的媒介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来自两岸。这一类旅外作家的创作，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徐学清接受了我的文章，同时也表示对我的观点有所保留。听到有不同意见我当然很高兴，有感于发表在报刊专栏的文章篇幅有限，不能畅所欲言，由此可能对自己观点阐述不够清晰，所以我请徐学清把她的商榷意见写出来，我可以配合她的批评思路给予回应。当时我正准备为《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持栏目，于是就与学清商量，把我们双方的文章都发表在同期专栏，希望引起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一问题。学清很快就写了商榷文章，而我却因为手边工作杂碎，回应意见拖到现在才勉强写出来。这就是本文的第二部分。这样把所有的意见都放在一起发表，也许能够更加完整地表达我和徐学清教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特此说明。

一、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

学清教授约我谈谈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看法，我觉得有点为难。因为“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相当混乱。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两类互不相干，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学：一类是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去外国（主要是北美、欧洲）发展的作家的华语创作；另一类是东南亚国家华侨作家在自己国家里的华语写作。后者有点像王德威教授提出的“华语语系”的概念，即在非中国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华语写作，尤其是在地国第二代以降的华语作家的创作，其特征在于显现出在地国的语言、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这类华语写作与中国文学构成了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使用同一语言的创作关系，研究这一类世界华文文学，在中国的学科体制内应该是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而前一类作家的创作情况有点复杂，主要指活跃在北美、欧洲的华语作家，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地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华语写作，创作的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两岸。这一类旅外作家的创作，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的活动场所转移到了海外。

但是，由于这一类作家为国籍所限制，他们在中国的身份颇为尴尬。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中国作家，如严歌苓、虹影和张翎等，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发表并产生影响，但是很难参与中国官方的文学评奖，茅盾奖、鲁迅奖与他们无缘，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里，他们的地位也颇为暧昧。事实上，他们被冠以“海外华文作家”的称谓时，已经有了“内外之别”的含义，似乎他们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浑然一体了。我们讨论白先勇、聂华苓的创作时，似乎并没有把他们的创作与台湾文学截然区分，但是，一旦涉及来自大陆的旅美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国籍就变得如此敏感。

高行健的身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高行健是中国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为中国戏剧以及现代小说理论作过重要贡献。可是当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他的名字竟因为身份加入了法国国籍而变得暧昧起来，中国方面声称高行健是一个“法国作家”， 而宁可对他为中国文学争得的崇高荣誉保持缄默。但事实上，一个中国作家不管流亡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他用华语写作，他的作品只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当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会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俄罗斯流亡作家吗？辛格终生用意第绪语写作，他获奖了难道不是犹太人的荣誉吗？我以为对于这类作家，与其依据他们的国籍而把他们视为某国作家，不如视为旅外作家：因为“旅”是一个动词，它的含义是从某地到某地，不管走多远、定居在哪里，根子仍然在母国。

旅外华语文学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作家队伍基本是由第一代旅居作家所构成，第二代华裔作家往往使用在地国的语言写作，不再是华语作家。而这一类旅居华语文学的再生性与延续性，并没有血缘的传承关系，而是靠一代一代从中国或者台湾香港等地出发的新移民构成的文学的特殊传承———这种传承，不是老一代旅居作家与新一代旅居作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每一代旅居作家与他的母国文化所构成的继承关系。从本质上说，旅居作家构成的华语文学只是在世界交流频繁过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脉支流，它是当代文学的有机构成。

文学的本质是由语言构成的美学文本，其实与作家的国籍有何干系？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增强，人才流通必然会越来越频繁，人定居于哪个国家越来越不重要，而中国文学的边界也会越来越模糊；更何况，强调“中国文学”的国籍概念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活动（包括文学评奖），也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中国”的概念，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作的文学，却又偏偏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概念。———与其无法落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还不如淡化国籍而强化语言，形成一个丰富而多元的“中国当代文学”。

二、我对于徐学清教授商榷的回应

徐学清教授的文章与其说是与我商榷，还不如说是她借着我提出的看法而发表她自己的见解，正面阐述了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这样说起来还是有点笼统，因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充满混乱和矛盾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至少包含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文学：1、中国文学（许多学者从狭义的角度出发，不承认中国文学属于世界华文文学，但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似乎是因为中国文学的容量和体积在世界华文文学概念里占的比重太大，使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难以呈现其独立的价值，只有搬掉这座“山”，才能使周边丘陵的面貌变得清晰）；2、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文学；3、东南亚各国华侨文学（以马来西亚、新加坡最为盛行）；4、20世纪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从中国大陆或港澳台地区移民海外的作家用华语写作的文学。关于“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解说，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如刘登翰、刘俊等都做过认真的梳理，并且有专著来阐释他们自己的见解，②本文为节省篇幅，不作详细的讨论和具体的引用。海外则有史书美、王德威用“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来消解世界华文文学概念，③他们援引了作为世界性因素的“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系文学”等概念来定义“华语语系文学”，顺理成章地排除了中国文学（但保留了台湾、香港、澳门）在其范围内的合法性。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可被质疑之处，因为其所援引的“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系文学”等概念都是基于前殖民历史的产物。英联邦国家、前法属非洲国家和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洲各国都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野蛮统治，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被中断，尤其是在民族语言文字被摧残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使用了宗主国的语言文字。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后，宗主国的语言文字里也掺杂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感情因素，形成了一种不标准、但更加含混和丰富的宗主国语，这种所谓的“语系”正是在与宗主国的殖民语言长期紧张对抗以后的文化结晶，因此考量“语系”国家的语言和宗主国语言的关系是研究殖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照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被移民的国家之间，在语言上有没有构成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文学表达上是否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华语语系国家的文学与中国的语言文学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界定，④否则，不过是一种技巧性的移植外来概念，还是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和定义概念。

接下来我们讨论徐学清教授的观点。作为一位在加拿大高校里开设加拿大华裔文学研究课程的学者，徐学清努力推动移民作家的华语文学在地化，努力将华语文学融入其所住国的文化主流，促使其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格局下获得确定性的位置，我认为这项工作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学清所说的“加拿大华人作家的华文小说也已经作为加拿大华裔文学的一部分而登堂入室于加拿大多所大学”（14）的重要意义。但我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之正当性与研究对象的事实状况并不是一回事，能够在西方高校里开设一门华裔文学的课程，确实来之不易，而且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多元化格局的促进也是很重要的举措，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文学创作在事实上已经属于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更何况，加拿大华人作家的华文小说能否“作为加拿大华裔文学的一部分”还是需要去证明的，第一代移民与“族裔”的概念不一样，华裔文学在所在国的创作是否是用“华文”呢？在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汤婷婷、谭恩美都是美国主流社会熟知的英语作家，她们的作品广为美国读者所了解，这与第一代移民美国的作家还在用华文写作，主要的媒介、读者也来自华语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状况，是不是一样呢？学清在文章里引证的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朗费罗学院（The Longfellow Institute）进行的一个简称为LOWINUS的研究项目（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旨在挑战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欧洲白人经典著作一统天下的文学语言霸权，在权利不平等的话语关系中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multilingualism）的社会环境中争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并研究多种语言共存中的相互影响及其对跨文化、跨社会身份所起的作用”（13-14），这是后现代环境下出现的向西方主流社会的“欧洲中心”、“白人中心”传统观念的挑战，但这个例子不是反过来证明了直到1990年代（即 20 年前）在美国文化中还存在着“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欧洲白人经典著作一统天下”的“权利不平等的话语关系”吗？现在美国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格局得到了承认，非裔、华裔、犹太裔以及南美各民族后裔作家们在美国进行创作，被认同为美国作家而得到尊重，这个自然不错，但他们在创作上是否都坚持用自己原来母国的语言呢？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吧？如果少数民族族裔作家用在地国语言进行创作、出版和与读者交流，不管其影响大小如何，理当是属于在地国的文学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与学清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也尊重学清在加拿大高校里从事的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但我的观点仍然是：活跃在北美、欧洲的华语作家，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地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华语写作，创作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作品的刊物和出版社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两岸。这一类旅外作家的创作，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他们的活动场所转移到了海外。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创作群落，应该把他们的创作视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频繁交流过程中的一脉支流，即我称之为旅外华语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中的有机构成。在我的表述里，我有意排除了能够用英语创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市场效应的旅外作家，如哈金。文学创作使用什么语言，可能在其他国家不成问题，从欧洲、非洲、拉美国家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也可能用英语创作而获得成功，在中国20世纪旅外作家中，如程抱一、盛澄、黎锦扬等都是在国外用外文发表文学创作，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外语创作是属于中国文学的部分；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像来自台湾的白先勇、杜国清、聂华苓、於梨华、张系国等，他们都是用中文创作，发表在台湾或者大陆的刊物上，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华语地区，那么，虽然从国家伦理上说，他们的创作算作“美国人”的文学，但是无论台湾学界还是大陆学界，都不会那么看重其国籍，而更加看重事实上这些创作属于中国（台湾）的一部分，就如林风眠的画，我们能够认为这是属于法国艺术的一部分吗？文学艺术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文化因素，它与物质财产不一样，不是被带到了某个国家或者主人的身份改变了，物质财产的属性也随之改变。文化艺术的意义远大于物质属性，能够超越人的国籍、民族和身份，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人类财富。我这里指的是这些文学创作的文化感情构成以及实际产生的影响，应该是属于中国（包括台港澳）的文学的一部分。应该强调的是，我所指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之“中国”，不是具体的国家政权的意义，它更是象征了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播与延续，国藉只是一种人为的标签，在文化解读上并不重要，对于文化传统还是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的理解。

学清举例我所尊敬的前辈瘂弦先生在其编辑生涯中对世界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我非常赞同，但是瘂弦先生这样的工作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不是中国立场）还是站在加拿大文学的立场来推动世华文学，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理解。可能瘂弦先生早有论述，我孤陋寡闻无从知道，我也没有读过《世界日报》副刊《华章》上的专栏文章。先说瘂弦先生在台湾主编《联合报》副刊的辉煌岁月，他力推海外作家黎锦扬先生的小说集《旗袍姑娘》。黎锦先生最初的英文小说《守旧之人》（《花鼓歌》的一部分）刊发于《纽约客》，以此引起普遍的关注。后来瘂弦先生约他用中文写小说在《联合报》副刊上刊发，结集为《旗袍姑娘》难道这是瘂弦先生为了向台湾读者介绍一个美国文学新秀吗？当然不是，我觉得痖弦先生用他敏锐的眼光从美国刊物上发现了一个优秀的中国小说家，鼓励他用中文写小说，为中国文学增添新的因素。痖弦先生指出，黎锦扬小说里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美国华人在各种社会情形下如何逐渐融入在地国的主流社会”（徐学清13），⑤这样的主题在原来中国小说里很少得到表现，现在有了黎锦扬的《旗袍姑娘》小说集，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就像中国新文学有了郁达夫的小说，就有了留学生的题材；有了巴金的域外小说，就有了域外革命斗争的题材；有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就有了世界各族人种的大同理想；有了许地山的小说，就有了描写南亚和东南亚的异域故事一样，这些作家同样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空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出国和国外生活，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里含有新的视野和新的题材，并不是只有外国文学才能写外国的故事。瘂弦先生是一位视野广阔的资深编辑，他这种有凤来仪的编辑风格，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老编辑，香港的刘以鬯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主编《香港文学》刊物时，很早就有意识地在刊物上开设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文学专辑，形成了一个以《香港文学》为中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展示平台。这应该说是最早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雏形。我想，瘂弦先生和刘以鬯先生，都不会把介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看作是介绍外国文学的新品种，而一定是从丰富中国文学（其表现特征就是世界性的华文文学）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些香港、台湾甚至大陆移民出去的作家的创作。

对于中国大陆旅外作家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作家的创作生涯是在中国大陆开始的，当他们移民国外时，他们的写作只是一种生活空间转移，他们创作的资源和对象基本上延续了在国内已经获得的文学成果，就像北岛、杨炼、严歌苓、刘再复、高行健、虹影等等，还有一批有了外国国籍后又经常回到中国继续写作的，像严力、卢新华、薛海翔等，或者是到了国外以后创作上有了更大发展的，如张翎、陈河等，形态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他们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部分涉及到他们在地国的生活场景，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取材于中国国内，真正产生的影响也是在中国。像严歌苓，在早些年她写了《扶桑》《少女小渔》等还涉及到美国移民的生活，越到后来就越是返回到她原先最熟悉的国内题材。新世纪以来，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护士万红》等等，越来越贴近中国社会生活， 在中国文学领域发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旅外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身份国籍可能不同，但是他们所创作的精神财富，仍然是属于中国的。

在对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中， 我设定有三条内在标准：首先就是语言（中文），其次是审美情感（民族性），最后是所表述的内涵。这最后一条标准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外国作家也完全可以描写异国材料。同时还有三条外在标准，即这些创作是在什么地方发表、哪些人群阅读，以及影响所及的主要地区。从这些综合的因素来判断，我认为第一代移民作家（即旅外作家）的文学创作，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当然，文学是属于精神财产而不是物质财产，无所谓国界的分别，学清从加拿大的华裔文学系统来研究，自然也可以把第一代移民文学归之于加华文学或者华裔文学的新生力量。我认为这两种归属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完全可以在不同研究领域同时存在。我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上，之所以强调旅外作家的创作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只是为了更加有利于旅外作家在中国的发展。

最后我想讨论徐学清所说的：“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因其特殊而具备独特性以至独立性，并以此与中国文学相对话和互动，是探究世界华文文学属性的重要课题。”（13）我以为旅外文学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现在研究得非常不够，而且只有把他们的创作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下加以比照研究，才能获得整体的印象。如果把他们与中国当下文学的境遇割裂开来，当作是一种“外国文学”去研究，他们的意义就无法完整展现出来。但是我与学清的意见相反的是，旅外作家的文学创作环境主要是在国外，作家的身份也已经变换成在地国的公民，所以实际上他们的紧张感应该是来自他们身处的海外环境，不管他们用在地国的语言还是用母语创作，也不管是华裔文学还是移民文学，他们的独立性首先不应该是对母国而言，而是应该针对在地国的环境以及主流文化，在批判与抗争中与在地国的主流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互动。比如在美国，就应该“挑战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欧洲白人经典著作一统天下的文学语言霸权，在权利不平等的话语关系中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争得自己的一席地位”（14）；如果是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族文学，那就应该是参与到当地的主流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与马来文学、泰米尔文学等一起平等地对话与互动，在抗议和批判在地主流社会的写作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旅外文学在世界各个国家里形成自己特立独行的声音和风貌，并且在这种写作实践中反省、检验甚至批判原来的母国经验，以求进一步达到更高层面的超越和融合，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延伸到世界平台上的努力方向，也是新的经验空间的开拓。

关于这一特点，用世界性因素的观点来解读，如果“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能够成立的话，这就是它与传统殖民前史下演绎出来的其他语种的语系文学最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华语语系文学的独特之处。华语语系文学与母国的主流文学之间由于抽离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潜在对立的紧张关系。它们是从母国文学语言主流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外延于在地国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新的对抗和融合，产生出新的文学因素。它们的特征是在与在地国文化主流（异者）的紧张关系中进行独立对话与互动，这个过程中，它们需要不断从母国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和动力，不断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旅外作家需要不断回到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从母国的生活中寻找激发他们创作热情的因素），同时，它们也会用异者的眼光来审视母国文化的得失，从世界性的高度来反省中国经验，对于中国经验的批判也会因为它们的特殊身份而获得更加深刻的体会。其他语种的语系文学都来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与原来的殖民宗主国之间构成的紧张对立是必然的。而在华语语系的地区中，除了台湾地区以外，华语创作在其生存发展的国家里都属于少数民族或者移民群落，他们在在地国环境里所处的生存的紧张关系，远远超过与母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旅外作家在与在地国的紧张关系中寻找平等对话和互动的可能性，不能不依靠了以母国为背景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来看问题，中国文学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或者主体的思路也并非完全不可取，虽然从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格局看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成了边陲文学，但是从动态的向世界开放的中国文学地图而言，华语语系文学则成为进驻世界各地的前沿和先锋，它们在与世界各地文化的冲撞与交融中最擅长变化，最可能吸取新的文学因素来拓展华语文学世界，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范畴里最活跃最有生气的部分。这一点，是需要我们研究者加以重视的。

注释：

① 《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世界日报•华章》第 25 期，A22 版，2014 年 12 月 26 日。

②参见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 年；刘俊：《越界与交融: 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

③参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 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华语语系研究: 批评读本》( Shih Shu-mei: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co-editor wit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④王德威教授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必须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理解呢？这个问题似是而非。我以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下，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见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文艺报》2015 年 7 月 24 日。

⑤ 单德兴在文章中具体介绍了痖弦先生邀请黎锦扬用中文为《联合报》副刊写小说的经过，参见 Shan Dexing: “Redefin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a LOWINUS Perspective--Two Recent Examples,”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Ed. Werner Sollor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3-258。

【参考文献】

徐学清：“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中国比较文学》3（2016）：11-18。

Xu,Xueqing, “Hybridity of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Multicultural Milieu: A Dialogue with Chen Sihe” ( duo yuan wen hua yu jing zhong de hua wen wen xue de za rou — yu chen si he shang qu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16): 11-18.

说明：

1. 本文经作者授权推送，其他平台转载前须经过陈老师授权。

2.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王宁 | 世界主义及其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王向远 | 外国文学研究的浅俗化弊病与“译文学”的介入

曹顺庆 | 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谭惠娟 | 拉尔夫·埃利森的生存哲理

陈思和 | 对中西文学关系的思考

郭英剑 | 教学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