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熠慧｜政经视角下分析中国再生产问题的方法初探

苏熠慧，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社会学、劳动社会、青年社会学等，参与主编文集《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前面几位老师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我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切入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希望能够向各位老师请教。我先讲讲自己为什么会从“交叉性”转到“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对二者的关注存在内在一致性。2012年我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就有感于劳动研究与性别研究的断裂。劳动社会学中隐藏着“生产中心”的前提，强调“阶级”，而性别社会学则聚焦家庭等“再生产”领域，强调“性别”。但田野观察告诉我，仅侧重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解释现实中“阶级”与“性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此同时，“生产中心”与“再生产中心”的二元两分也阻碍了更大团结的可能。正在摸索的时候，有幸和董一格老师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工作坊。在那里，我们深入学习了黑人女性主义将“阶级”和“性别”联系起来分析不平等的方法，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交叉性”的范式。早期黑人女性主义者提出将“阶级”、“性别”与“种族”交叉结合的时候，背后有更宏观的结构性关怀，即对父权制、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1977年的《康比河公社宣言》中便提及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想象。但20世纪90年代后，受新自由主义和学科化的影响，“交叉性”范式对宏观结构（父权、种族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度越来越弱，逐渐走向微观的身份认同和个人权力讨论，而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也逐渐式微。30多年来，“交叉性”范式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色彩越来越浓，逐渐脱离了早期黑人女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近年来，我读到的许多有关“交叉性”的经验研究不谈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仅限于微观的身份认同和观念分析，缺乏对社会整体的想象。这种对早期黑人女性主义超越父权、种族和资本主义的远离让我充满担忧，也迫使我思考超越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可能。在思索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其对于“再生产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思想遗产里不仅存在大量有关“性别”与“阶级”关系的讨论，还保持着对政治经济结构的整体性批判。

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美国民权活动家、法律学者与批判种族理论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与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种族和性别问题。她以引入与发展“交叉性”理论闻名，进而发展出交叉性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等理论。[图源：Wikipedia]

当前不少学者会将黑人女性主义的“交叉性”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再生产”范式对立起来看待。但我有些稍微不同的观点，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20世纪60-80年代早期黑人女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中也存在着超越结构的政治经济思考，这与同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于“父权—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是相通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二者思想中均存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探索，这一点都不让人惊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逐渐式微，而黑人女性主义的“交叉性”范式在美国的发展也逐渐“新自由主义化”，最后导致21世纪两个范式渐行渐远。但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出现，新自由主义神话逐渐破灭;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种族、父权和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交织，并尝试探索超越这些制度的可能性。在这一浪潮下，黑人女性主义的“交叉性”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再生产”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整合，形成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和超越现实的整体性想象。但在整合二者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对“再生产”范式进行更深入的梳理，从而避免陷入某些困境。实际上，刚才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使用“再生产”范式时容易陷入的几个困境，例如，“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是否存在等级性？“生产”与“再生产”是分割的领域吗？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再生产”和“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了摆脱这些困境，我觉得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做一些创新的探索，下面就从这个方面谈一些想法。

第一，再生产研究需要回到政治经济传统。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关注再生产劳动？其重点在于再生产劳动创造的价值。过去再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往往是被忽略的，而价值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其跟资本增殖息息相关，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社会需要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资本增殖需要它，国家运作也需要它。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再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为了谁？这个价值对资本和国家等宏观力量意味着什么？对价值的关注是再生产研究的基础，其次才是据此形成的具体分工形态。再生产劳动价值与宏观力量之间的关系将是考察的重点。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有经济部分，还有非经济部分。经济部分是冰山浮在水面的可见部分，而非经济部分诸如性别分工和再生产劳动安排都是冰山隐藏在水中的不可见部分。虽然性别分工等非经济部分经常被我们忽略，却是整个经济运作的基础，和经济的生产领域密不可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再生产研究需要整体性视角。如果我们把再生产作为一种劳动形态，探讨其与宏观社会结构安排的联系，那我们可以发展一种新的“生产—再生产”整合性视角，而不是将“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二元两分的独立分割领域来处理。“生产—再生产”的整体性视角将“生产—再生产”作为一个关系复合体来看待，认为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受外在力量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形态，“生产”与“再生产”不可分割。事实上，不管是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还是李洁老师对非洲国家的分析，都发现了“生产—再生产”这个关系复合体一直在变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再生产”从原来互嵌的形态逐渐相互剥离，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并未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形态。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出现过“公中有私”“公私相嵌”等形态，而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才逐渐出现“生产”与“再生产”的相互剥离。但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区域，存在某种“生产”的形态，就会相应地存在某种“再生产”的形态。只不过一个显性、一个隐性，但二者相互呼应。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破仅偏向其中一方的“生产中心”或“再生产中心”分析，尽可能将“生产—再生产”作为整体或者关系复合体看待？我自己有关家政女工的经验研究便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第三，再生产研究需要关注“边界”与“共塑”。如果我们将“生产—再生产”作为一个关系的复合体来看待，那么如何切入？南希·弗雷泽给我们的启发是，关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边界。有时候边界是清晰的，二者分割明晰;但有时候边界是模糊的，二者互嵌。几位老师提到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生产和再生产边界日益清晰，被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塑造。今天由于互联网技术和资本的影响，“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又逐渐模糊。近几年劳动社会学所分析的大量劳动者，其工作和生活是相互嵌入的，很难分开。例如，大量远程办公者的工作时空和日常生活（再生产）时空是重叠的。还有“玩工”（playbor），其工作和休闲的边界也逐渐模糊。当我们从“边界”切入考察“生产—再生产”的多元形态时，研究中“生产中心”和“再生产中心”的二元两分就有可能被打破。此外，我观察到，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不同阶层的“生产—再生产”安排也不相同，那么，这些多元的安排和“边界”如何形成？我们可以考察其背后的形塑力量。目前大量研究关注的是市场和国家等宏观力量，但南希·弗雷泽认为每个个体在其中也会发挥作用。在她看来，个体也会很努力地在边界处与宏观力量进行协商。她提出“边界斗争”（boundary struggle）的概念，指的是西方国家中个体在争取改变社会福利、育儿制度等方面的努力。受到她的启发，我将市场、国家等宏观力量和个体微观努力共同形塑生产与再生产边界的过程称为“共塑”。“生产—再生产”的形态与边界的形态和“塑造”不仅受到市场、国家等宏观力量的影响，也受到个体努力的影响，是宏观力量和个体微观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经验中考察国家、市场和劳动者个体在“生产—再生产”边界形成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基于以上有关方法论的三点反思，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方法上进行哪些探索？

第一，“生产—再生产”的关系性探索。如果我们不只将“生产”与“再生产”作为领域来看待，而是将“生产—再生产”视为关系复合体聚焦在各种关系的形态上，当我们从“生产—再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经验事实时，就会与传统的“工作—家庭”研究有些不同。在“工作—家庭”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工作”与“家庭”假设为两个独立的、分隔的和静态的领域，“生产—再生产”的关系性和整体性视角则避免抽象地预设两个独立领域的存在，而是将生产与再生产的联系作为分析重点，并强调二者之间多元的关系形态（如相互嵌入、包含式的形态）。

第二，动态与过程性分析。由于“生产—再生产”关注的是整体性关系，所以动态和过程性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探究国家、市场等宏观力量和个体的微观努力如何“共同塑造”“生产—再生产”的形态，那么追踪“生产—再生产”的变迁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各位老师都提到了引入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在历史变迁中，过去养育和照料怎么慢慢嵌入单位制，然后又怎么被剥离出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各位老师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让我获得许多启发，相信未来在这方面还会有所推进。

第三，类型学分析。既然“生产—再生产”作为一种变迁的关系，其形态随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变化，那么其形态也是多元和流动的，不能用单一的模式来概括。这种思路拓展了我们对于生产与生活安排的想象。如何捕捉多元的“生产—再生产”形态？类型学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人们多元的“生产—再生产”安排的复杂性。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即使面对非常相似的社会结构，每个人的回应方式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其“生产—再生产”的形态可能存在不同，而即使是同一个群体的女性（如我所研究的家政工群体），她们与宏观力量的协商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最后“共塑”出的“生产—再生产”关系复合体的形态会有所不同。因此，使用类型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现实的复杂性，从而将个体“生产—再生产”安排的多元性体现出来。

第四，探索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的操作化。这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在什么层次上分析再生产？现在最经典的社会再生产分析仍然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的。例如，大家看到的经典研究，包括资本原始积累中再生产被剥离、全球体系下第三世界性别分工的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中“生产—再生产”关系的变迁。我想，除此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层次？中观层面，破除劳动社会学研究传统中只关注工作场所内部权力，而同时考察工作场所外部再生产的影响。例如，董一格老师和黄岩老师都发现，工厂女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往往受到其家庭再生产需要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中观层面工作场所内的安排是与工作场所外部的生活需要紧密相连的，我们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拓展出微观层面的分析，即个体的“生产—再生产”安排？并且，我们能否打通“生产—再生产”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层次上的联系？我们经常提及资本、国家、家庭和个体，但这些主体通常处于不同层次。今天我们看到个体层面的“生产—再生产”安排背后，存在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宏观层面的力量往往是通过中观层面的工作场所或家庭影响到微观层面的个体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二元结构也好、农村社会再生产逐渐依赖市场被商品化也好，都在慢慢通过影响家庭的形态、家庭内部的时空分割或再生产劳动外包，从而影响家庭内个体的“生产—再生产”安排。也就是说，家庭作为中介，是勾连宏观力量和个体的重要纽带。市场、国家等宏观力量通过家庭来影响个人具体的“生产—再生产”形态。

综上所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打破过去生产和再生产二元两分的思路，而把“生产—再生产”作为复合体，进行整体性、关系性和动态性的考察？在实践上，这也有助于我们想象和践行一种超越今天现实中“生产中心”以及生产与再生产严重割裂的状况。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过于偏重生产而忽略再生产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近几年全球都在讨论的“照料危机”。而要解决“照料危机”，就需要超越现实进行性别社会学的想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于“再生产劳动”的重视，以及将其拿回学术和实践讨论的中心，意义重大。这些前辈启发我们探索一种重新安排“生产—再生产”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再生产不再从属于生产，而是和生产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再生产不再继续与生产隔离，遭到忽视和贬低，而是被重新整合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前辈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推动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反思过去的“生产中心”，推动“生产—再生产”良性整合和良好互动的社会建设。今天我们需要从前辈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想象一种破除“生产”与“再生产”等级关系的社会安排，在过去的历史中或是其他地区的一些现实经验中求得智慧，从而突破再生产困境。

〇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交叉性”相关的政治性表达可以追溯到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康比河公社宣言》，封面为该组织成员在波士顿游行的画面。[图源：newyor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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