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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莎拉·贝克韦尔 思庐哲学 2023-04-03

「哲学日历」哲学人最需要拥有的2023时间指南!


对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说,经过一场斗争之后,独立自主才最终到来。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她,虽然基本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但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有些守旧,用一些女性气质和文明教养的标准观念将她团团围住。她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坚守着这些准则;她的父亲则随和多了。

西蒙娜的叛逆始于童年,在青少年时期变得更激烈,而到成年之后似乎还在依然持续。她对工作的终身奉献,她对旅行的热爱,她不要孩子的决定,以及她非传统意义上的伴侣选择,都表明了她对自由的献身精神。在她的自传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波伏娃用这些角度呈现了她的人生,并在回忆她母亲最后一次患病的《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中,进一步反思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


通过一位朋友认识梅洛-庞蒂时,波伏娃刚开始独立的学生生活。她在日记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以为他叫“Merloponti”。他的个性和长相都颇具吸引力,她说,尽管她担心他对长相有点儿太过自负。在她的自传中(她为他取了个化名:Pradelle),她描述了他“清澈、很是帅气的脸庞,浓密的黑色睫毛,以及男学生那种欢乐、爽朗的笑声”。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但这毫不意外,她补充道。每个见到梅洛-庞蒂的人,总是会立即喜欢上他,连她母亲也是。

梅洛-庞蒂出生于1908年3月14日,只比波伏娃小两个月,但内心却更加闲适自得。他在社交场合中冷静沉着、游刃有余,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大概是他的童年非常快乐。他小时候感受到很多爱和鼓励,他说,从来不需要努力获得赞许,因此,他的性情一辈子都是乐乐呵呵的。他有时候也会急躁,但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广播采访中谈到的那样,他的内心几乎总是安适平和的状态。换句话说,他大概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一项珍贵的天赋。

萨特后来曾在谈及福楼拜童年缺少关爱时写道,当爱“出现时,情绪的面团会浮上来,当爱缺失时,则会沉下去”。梅洛-庞蒂的童年一直都很好地浮着。不过,事情肯定不像他暗示的那样轻而易举,因为他父亲在1913年死于肝脏疾病后,他、他哥哥和妹妹是由母亲一人带大的。波伏娃和她母亲的关系很紧张,相较起来,梅洛-庞蒂却始终都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母亲,一直到她去世。

每一个认识梅洛-庞蒂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热。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开始也感到了它的温暖。她一直在等着有个人可以让她倾慕,现在看来,似乎他就可以。而且她还曾一度认为他是做男朋友的料。但他淡定的态度,让性情更偏好斗的她有些不安。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他的大毛病在于“性格不激烈,而上帝之国是为激烈之人准备的”。他坚持与人为善。“我觉得自己太不一样了!”她喊道。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好恶的人,但他在任何境遇中,都会从多个侧面去考量。他认为人是各种品质的混合体,并愿意把人们都往好处想,但她在年轻时,却把人类视为由“大量不值一提的人和一小群被上天选中的人”组成。


真正让波伏娃恼火的是,梅洛-庞蒂似乎“完全适应他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了中产阶级社会”。有时候,她会向他大声抱怨中产阶级道德的愚蠢和残酷,但他会心平气和地表示不赞同。他“同他的妈妈、妹妹相处融洽,不认同我对家庭生活的厌恶”,她写道,“他也不反感去派对,偶尔还会去跳跳舞:为什么不呢?他带着无辜的神情问我,这平息了我的怒火。”

成为朋友之后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其他学生都放假离开了巴黎,所以他们基本上只能彼此为伴。他们会出去散步,一开始在巴黎高师的花园——对波伏娃来说是一处“令人倾慕的地方”——后来在卢森堡公园,坐在“某个女王或其他人的雕塑边上”,讨论哲学。虽然她在考试中超过了他,但她发现在他旁边时,自己会很自然地接过哲学新手这个角色。事实上,她虽然有时会在争论中偶然胜出,但更多时候,讨论到最后,她只会开心地喊道:“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我不但无力回应,我甚至还没找到提出问题的合适方式。”

她喜欢他的品德:“我不知道还能从谁身上学到快乐的艺术。他轻易地就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重量,所以它也不再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在卢森堡公园,清晨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坪和太阳,就像在过去那些天气总是很好、我也最快乐的日子里那样闪闪发光。”但有一天,在和他一起绕着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里的湖散完步,欣赏完天鹅与小船之后,她心里惊叹道:“噢,他真是毫无痛苦啊!他的平静冒犯了我。”此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恋人。他更适合当兄弟;她只有一位妹妹,因此兄弟这个角色是空缺的,并且完全适合他。

但他对她最好的朋友伊丽莎白·勒·可因(在波伏娃的回忆录里被称为Zaza)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伊丽莎白同样被梅洛-庞蒂“无懈可击”的品质和缺乏痛苦搞得很烦恼,但她仍然热烈地迷上了他。与无懈可击恰恰相反,她容易陷入极端的感情和过分的热情,这在她们少女时代的友情中,曾让波伏娃感到很沉醉。现在,伊丽莎白想要嫁给梅洛-庞蒂,而他似乎也有这种渴望——直到他突然中断了这段感情。

后来波伏娃才得知原因。原来,伊丽莎白的母亲认为梅洛-庞蒂和她女儿不合适,于是警告他放弃,要不然她就揭露他母亲的一个所谓秘密:她曾出过轨,并且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她丈夫的骨肉。为了避免这桩丑闻影响他母亲和即将结婚的妹妹,梅洛-庞蒂退出了这段感情。

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后愈发觉得恶心。肮脏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伊丽莎白的母亲典型地展示了中产阶级式道德主义、残酷和懦弱。而且,波伏娃认为后果是真的要人命那种。伊丽莎白非常沮丧,又在感情危机期间染上了重病,可能是脑膜炎。最终,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这两次不幸之间并无因果关联,但波伏娃一直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她原谅了梅洛-庞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始终觉得他过于心安理得,太过尊重传统价值。在她看来,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她发誓,决不能听任它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

在此之后不久,波伏娃那种“激烈”和固执己见的一面,终于得偿所愿——她遇到了让-保罗·萨特。

萨特出生于 1905年 6 月 21 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作为备受宠爱的独子,他同样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童年。而且和梅洛-庞蒂一样,他也从小就没有了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Jean-Baptiste Sartre )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让-保罗一岁时便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了。从很小开始,萨特就备受母亲安妮-玛丽·萨特( Anne-Marie Sartre )以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爱。每个人都喜爱他那女孩子似的卷发和精致的面孔。但两三岁时的一次感染,让他的眼睛出现了毛病。


在浓密卷发的遮盖下,这几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带他去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他受伤的那只眼睛才暴露出来,而一同暴露的,还有他那鱼一样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特征。萨特在讲述他早年经历的回忆录《文字生涯》中,高度讥讽地描述了这一切。他轻松的语调,在描述自己的长相时,变得更加轻松活泼,但他确实被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化伤到了。他始终都对自己丑陋样貌的话题耿耿于怀——提及此事时,他用的总是丑陋这个生硬的词汇。有一段时间,这让他感到羞于见人,但随后他决定,不能让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为此牺牲他的自由。

他母亲再婚后——嫁给了一个萨特不喜欢的男人——他们搬去了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在那里,他常常会被强壮和粗野的男孩们欺负。这是他童年里一次巨大的危机:他后来说,对于“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罗谢尔的孤独生活都教给了。但是,这一次他也拒绝屈服。他熬了过来,全家搬去巴黎后,他被送进了一系列优秀学校就读,再次变得活泼开朗,最终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最狂放和最强大的圈子的领导者。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善于交际的领袖型人物,虽然顾虑重重,但在主宰一个圈子时从来不会犹疑。

萨特那个由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组成的小团体,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尔·尼赞为中心,他们会坐在咖啡馆里打发时光,对着任何冒险靠近他们的人,大声抨击哲学、文学和中产阶级行为中不可冒犯的观念,攻击任何展现娇弱感情、“内在生活”或灵魂的话题;他们曾因为拒绝参加学校的宗教知识考试而激起了众怒,因为谈论人是肉体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贵的灵魂,震惊了所有人。在傲慢无礼的外表之下,他们有着那种接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从容自信。

正是这个时候,在 1929年,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 Maheu )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她因为对待学业非常认真而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可她当然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在索邦大学读书,代表了她努力要达成的一切。教育对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们却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称她为 Castor 或者 the Beaver (意为河狸),大概是指她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同时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单词的一个双关语。萨特没有梅洛-庞蒂那种令人气恼的淡定:他是一个说话大声、不肯让步的极端分子。他不会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们对彼此就开始变得甚至比情人还重要了。

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赋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学生时代扮演的角色: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会饮哲学家”( symphilosopher )。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 Tuileries )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他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


幽闭、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由的故事来说,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

总之,惊慌平息下来了,协议也运转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她写信给纳尔逊·阿尔格伦说:“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必须诚实。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但那就是协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

现在,经常有人会对波伏娃在这段关系中的幸福表示担忧,仿佛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许自己被迫做了她不想做的事。杜乐丽宫花园的场景确实表明,这可能不是她在年轻时候的第一选择,而且她时不时会感到惊慌和嫉妒。但话说回来,一场传统的中产阶级婚姻,并不一定就会让她不受这种感觉的侵扰。

我猜测,这段关系给她的东西,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像普通人那样结婚的话,她和萨特可能早就各奔东西,或者在性爱的挫败感中分道扬镳了。但事实是,她有着很棒的性生活——好过萨特,显然是因为他老是神经兮兮的。波伏娃的回忆录证实了,在她年轻时,情绪上“难以兴奋”,以及“感觉上相当缺乏强度”,而她后来的关系都带来了身体上的满足。至于萨特,如果我们可以从他书中生动的描写推断的话,则认为性是一个努力不要沉入泥浆和黏液的梦魇。(在使劲嘲笑他这一点之前,可别忘了,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坦率地告诉了我们。哎,行吧,那就稍稍嘲笑他一下好了。)

对波伏娃来说,现实生活的甜美从来都不是威胁:她永远不会厌倦。小时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见的一切事物。她贪婪地盯着糖果店的橱窗——“蜜饯闪烁的光亮,果冻模糊的光泽,酸甜水果硬糖万花筒般缤纷的色泽——绿的、红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们的色泽,不亚于觊觎它们承诺给我的欢愉”。她希望整个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汉泽尔与格蕾太尔( Hansel and Gretel )从姜饼屋吃起那样,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后,她还写道:“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

1947 年去纽约旅行时,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灯招牌。
她的嗜好还延伸到了搜集各种物品,包括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1955 年,当她终于从旅店房间搬到一间像样的公寓时,公寓里很快堆满了“危地马拉的夹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衬衫……撒哈拉的鸵鸟蛋,各类手鼓,一些萨特从海地带回来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买的玻璃剑和威尼斯镜子,他双手的塑料手模,贾科梅蒂的台灯”。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书写也反映了一种冲动——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着的东西。

她以同样的激情探索了这个世界,狂热地旅行与行走。年轻时,她曾在马赛当过老师,独自生活的她会在放假时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双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时出发去多山的郊外探险。有一次,只带着面包、一根蜡烛和满满一水瓶红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后在山顶的一间石头小屋里过了一晚。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俯视着云海,便顺着岩石小径跑下山,结果太阳升起来,岩石被晒得很烫,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所以岩石透过鞋底灼烧了她的双脚。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个峡谷里,差点儿没爬出来。之后,1936 年在阿尔卑斯山独自出行时,她从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来,所幸没有大碍,只是有几处擦伤。

萨特则不一样。波伏娃会说服他和自己一起去徒步,但他从来不会享受那种疲劳感。《存在与虚无》曾绝妙地记述了跟随一位未具名的同伴一起爬山的经历,这位同伴被人们想象成了波伏娃(不过场景似乎更像彼特拉克著名的冯杜山攀登)。尽管同伴玩得似乎很愉快,但萨特的体验却是,这种活动很讨人厌,是某种侵犯他自由的东西。他很快便放弃了,扔下背包,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人也累,但认为坚持爬上去很快乐,感受着脖子后面晒伤处的红热,享受着每一下沉重的脚步都在重新展现山路的崎岖。对他们两个人而言,眼前的一切风景大相径庭。

萨特更喜欢滑雪,而这种体验同样被写入了《存在与虚无》中。他指出,在雪地上行走是件苦差,但滑雪却是件乐事。从现象学上来讲,雪本身在你脚下变化,不将自己展现为黏滞和附着的东西,而是变得坚硬与顺滑。雪托着你,而你在上面流畅地滑过,像《恶心》里那首爵士歌曲的音符一样轻松。他补充道,他对滑水橇很好奇,这是一种他听过但未曾试过的新发明。即使在雪上,你也会在身后留下一道滑过的痕迹;但在水上,你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是萨特能够想象的最纯粹的欢愉。

他的梦想是毫无负担地在这人世走一遭。给波伏娃带来快乐的财物,让萨特感到毛骨悚然。他也喜欢旅行,但不在旅行中带任何东西回家。他的书读完之后就会送出去。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只有两件东西,他的烟斗和笔,但即使这两件也并非是因为喜欢才带在身边,而且经常会把它们弄丢,他曾写道:“它们是我手中的流亡者。”

但对人的话,他的慷慨又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钱一到手就会给出去,目的是让钱离他远点儿,仿佛钱是手榴弹一样。即便钱花在自己身上时,他也不太喜欢拿来买东西,而是更愿意“花在夜间娱乐上:去某个舞厅,大笔花钱,打车去各处转悠,等等——简而言之,在金钱的位置上,除了回忆外什么也不能留下,有时候甚至连回忆都没多少”。他给服务生小费时非常阔绰,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大叠现金抽几张付账。他同样不吝辞章,无论谁提出请求,他都会送出论文、演讲或序言。就连文字也不必紧紧抓着不放或者精打细算地施舍。

波伏娃也很慷慨,但她的大度是双向的:她喜欢搜集,也喜欢分发。也许在他们俩迥异的风格中,人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察、搜集和钻研现象,而另一方面是在胡塞尔式的悬搁判断中,丢弃累积的先入之见,以便获得自由。


尽管有这些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撼动的默契。当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贝尔( Deirdre Bair )与她的朋友们交谈时,柯莱特·奥德里( Colette Audry )对此总结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我无法描述和这两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的关系太热烈了,以至于有时候会让目睹这种关系的人很遗憾自己不能拥有。”

这也是一段极其长久的关系,从 1929 年一直持续到 1980 年萨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虽然这么说听起来过于郑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场长久的婚姻中那样,他们共同的记忆、观察和玩笑,将他们绑在了一起。他们相识后不久,便有了一个他俩的典型笑话:参观动物园时,他们看到一头特别胖、样子也惨兮兮的海象,海象叹了口气,一边抬眼看着天空,就仿佛在恳求一样,一边让饲养员把鱼塞进它嘴里。从那以后,萨特每次闷闷不乐时,波伏娃都会提醒他想想那只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叹息一声,他们俩都会感觉好些。

后来,萨特因为工作缠身,逐渐疏远了他们的私人二人组,但他仍然是波伏娃不变的参照点,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她明白自己总是倾向于这么做:学生时代,在伊丽莎白·勒·可因身上发生过,跟梅洛-庞蒂在一起时,她也曾试过,但一直都很挫败,因为他的微笑和讽刺式的举止会让她分心。而跟萨特在一起时,她可以很容易地让自己沉迷在他身上,而用不着真的失去她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女人或作家的自由。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在 20 世纪的 50 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河狸,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1946 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 42 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 1967 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来源:《存在主义咖啡馆》

采编:槐序
排版:初尧
审核:云谲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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