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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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本文立足身份认同理论，深刻分析了社会媒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影响及机制，并借此讨论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与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对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弥补了当前对于极化机制的学理阐释，对于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具有积极意义。（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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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振，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教授；
王净宇，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公众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仅降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也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社交媒体是否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争议，文章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提出了社交媒体通过公众身份认同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研究假设，并利用ANES特别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四点发现：一是社交媒体显著加剧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二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中介机制作用；三是社交媒体对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能帮助公众有效脱离社交媒体的影响；四是公众政治极化提升了美国公众的对华消极感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外溢影响。研究回应了学界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极化的争议，弥补了既有文献对中介机制挖掘的不足，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型亦有一定的帮助。
一、引言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由接触同化转变为竞争抗衡，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自双方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和最严峻的挑战。正如肯尼斯·舒尔茨等研究者所提出的，美国当前一系列对外政策转型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家实力相对下降带来的“国际权力过渡”，国内的政治极化等问题正在深刻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打破了美国政治中构筑政治共识、政治妥协的重要传统，给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理解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和影响，对于解释当前美国的国内政治乱象和对华政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变革正在深刻改变公众的政治情感。罗伯特·基欧汉早在2008年就将互联网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视为空前变革时代历史性的“六个大问题”之一，在特朗普“推特治国”的一系列表现后，有关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研究更是快速发展。要探寻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需要充分考虑社交媒体流行等社会信息化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目前，有关社交媒体在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中发挥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身份认同理论，分析社交媒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影响及机制，并基于“美国全国选举研究中心（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以下简称“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政治极化对美国公众对华感知的影响，试图从社会信息化变革的维度对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及其影响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围绕美国政治极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主要从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测度、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因素、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
第一，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传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基于正态分布的“中间选民模型”向意识形态中心靠拢是大多数政党的最佳策略。在美国历史上，除内战、大萧条等特殊时期之外，两党及其主要选民也的确在大多数时间里保持了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直至近10年，全球政治格局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选民转向支持民粹主义政治家，政治极化的表现由最初专指美国政党政治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拓展至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政党对抗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极左极右思潮同步崛起等诸多方面。对此，王缉思等学者认为，随着近几年“特朗普当选”“国会山骚乱”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美国政治极化已经达到了“历史少见”的程度。
第二，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测度。最初的美国政治极化研究主要聚焦政党政治，研究者们依据国会议员投票行为“党派化”、最高法院诉讼中大法官判决 “分裂化”等政治精英的分歧衡量美国政治极化的整体趋势。随着身份认同逐渐成为当前美国政治的关键议题，研究者普遍发现，选民们日益极化的政党认同和意识形态偏好支撑了美国两党的极化和敌对。阿伦·阿布拉莫维茨等学者提出，不断加剧的公众政治极化已经成为政治极化研究中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既有文献主要通过对党派情感的自我报告、对党派偏见的隐性测试、日常行为的行为测度三种方式衡量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水平。其中，以ANES等民意调查中受访者针对党派情感问题的“自我报告”测度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方法最为成熟、直观，在既有研究中的应用也最为广泛。
第三，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成因。在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诸多维度中，除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天然不足，既有文献也普遍关注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例如，罗德尼·本森等学者横向对比了14个西方“民主国家”资助和保护公共媒体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力度，认为过度市场化的新闻媒体是加深了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王天一以史为鉴，将查尔斯·考夫林神父对于罗斯福总统态度的转变作为准自然实验，定量研究了无线电广播这一新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于美国1936年大选中公众态度分化的影响；尚托·伊延加则将美国“摇摆州”特定地区较高的“负面广告暴露率”作为解释变量，证明了不断增多的负面政治广告是加剧这些地区公众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
第四，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流行，信息传播方式正在经历新的历史性变革，政治家通过控制媒体进而影响公众的“索引”模式面临颠覆，有关社交媒体对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正在得到空前重视。但是，既有研究尚未就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具体影响达成共识，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允许公众根据偏好进行信息的自我选择，这种“回音室效应”会使公众接触更多支持自身政治倾向的信息，从而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降低了公众广泛获取信息的成本，其开放性可以增进公众对不同政治观点的了解，有助于缓解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公众政治极化主要来源于主观的个人经验而非接触到的客观信息，因而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较为有限。
围绕上述观点，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但结论仍有分歧。例如，亨特·奥尔科特等设计了一项在四周时间里限制美国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实验，发现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降低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罗伊·李维通过一项人为干预用户社交媒体新闻推送内容的实验，证明现有的社交媒体信息推送方式可以显著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但是，李维·博赛尔等发现，较少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群的政治极化水平上升更快，他们也就此认为，社交媒体的流行并非导致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此外，迈克尔·比姆等基于对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英国民调机构舆观民调数据的研究，反映出社交媒体在特定时期增加了美国公众对不同观点信息的接收，显著降低了其政治极化水平。
以上讨论为我们了解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表现、测度及成因提供了良好基础，为研究社交媒体与公众政治极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三点有待完善之处。其一，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研究中，定性研究仍是主流，部分定量研究主要通过将受访者分组、田野实验等方式评估社交媒体对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其结论存在分歧，有待更为直接的量化证据予以验证。其二，正如马修·根茨科等总结的那样，“虽然研究者们都在关注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但目前的实证研究尚未触及公众将信息转化为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的方式”。既有研究对于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机制的解释有待进一步加强。其三，国内研究者虽然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在其对华战略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鲜有研究定量分析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对美国公众对华态度产生的外溢影响。
对此，本文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从社会信息化变革的维度探索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提出了“内群体偏好效应”“外群体偏见效应”两种社交媒体影响政治极化的中介机制，意图回答“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有何影响？”“社交媒体如何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产生影响？”“社交媒体对美国不同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有何差异？”等问题，并进一步定量研究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外溢影响，以此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型提供新的解释。
三、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基于身份认同视角的理论分析
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作为社会身份认同分裂的产物，是公众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交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存在使用算法推荐、允许用户跨时空聚合、去中心化传播等新特征，可以通过同质化、情绪化的信息强化公众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最终提高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
（一）身份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公众政治极化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近二十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分化更多源于社会文化和信仰的冲突，而非经济利益的冲突。社会身份认同的分歧已经超越收入分配和阶级划分，构成了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
第一，社会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性。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在其所需要的统一认同问题上，必须将国家认同置于其他认同之上，通过公民身份推动全体成员完成集体身份的选择。正如吉恩·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身份政治模型所描述的那样，社会身份认同的分散提高了公众国家整体认同的“认知协调”成本，导致公众无法从国家整体福利的提升中获得心理效用，从而倾向于将本群体的利益视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一旦公众更加关注公民层次以下的社会身份认同，就会难以避免地与整体、统一的国家认同形成冲突。
第二，社会身份认同分裂催生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实现政治妥协和利益让渡的基础，也是公众凝聚共识、避免极化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从“公民民族主义”的视角看，是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例外”，其国家认同依托于“美国信条”的公民身份而非以族群、宗教等特征为核心的传统民族认同。相比于传统民族国家，一旦美国公众对党派、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性取向等社会身份的认同得到强化，统一的国家认同就会受到更大程度的削弱。受此影响，美国各政治主体间争夺利益的对抗将不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拥有不同身份认同的公民间的、不同社会团体间的政治冲突发展成为敌对状态。在美国两党制的政党制度下，不再保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公众基于特定群体的诉求，“旗帜鲜明”地在两党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将更为明显地催生两党对立的公众政治极化现象。
第三，内、外群体感知共同构成身份认同。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内群体和相关外群体的比较。在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中，认同的包容性把“我”变成“我们”，进行“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确立；而认同的斥异性则排他设限，借由区分“我们”与“他们”达到“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通过对内外两个群体的分类、比较和区分，个体得以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亲疏有别的认同圈层。因此，美国公众对自身某一社会身份认同的强度可以视为基于这一身份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总和。
（二）社交媒体的特殊属性
相较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拥有定制化、社群化、去中心化等新特征，在信息技术和用户自身信息选择行为的双重作用下，会使美国公众陷入内容同质化、情绪化的“信息茧房”。
第一，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和跨时空聚合功能促使美国公众接触更多同质化的信息。其一，社交媒体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征和偏好精准投放信息，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私人日报”。洛伦·特温、马克斯韦尔·哈珀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这些将用户特征和推送信息分类、匹配的算法，会显著降低公众接触信息的多样性。其二，社交媒体首次将人类置于超时空、泛传播的媒介环境。传播主体在社交媒体上输出的认知和情绪可以通过六度空间模型抵达现在或未来“地球村”上的任何角落，使得拥有类似情绪和观点的个体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以极低的成本汇聚成为拥有共同身份的群体。身处这些网络群体的美国公众也将因此接触到更多情绪和观点类似的信息。
第二，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促使美国公众接触更多情绪化的信息。根据根茨科等人提出的“信息供给模型”，信息供给者拥有提供真实信息和在信息中增加偏见以满足消费者心理效用两种策略。社交媒体流行前，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社会化传播的成本较高，具有垄断地位的信息供给者很难满足公众异质性的心理效用，倾向于选择提高信息质量的策略以获取消费者的长期订阅。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降低了信息社会化传播的成本，短期的点击和浏览为信息供给者提供了新的盈利方式。受此影响，缺乏高质量信息供给能力的新兴供给者倾向于选择在信息中增加偏见，更为精准地满足部分消费者的心理效用。加之社交媒体具有弱管理的特征，对信息的监管和治理难度远大于传统媒体，这也在客观上为社交媒体传播情绪化甚至虚假信息提供了条件。
（三）社交媒体对内、外群体感知的影响
社交媒体形成同质化、情绪化“信息茧房”的特殊属性不但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改变了美国公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及内容。随着群体信息的精准“喂食”，美国公众的内、外群体感知也会发生改变。
第一，群体信息强化内、外群体感知。内、外群体感知的形成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步骤共同完成。虽然社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将他人自动区分为内、外群体是人类的本能，无论是基于最微不足道共同特征形成的群体，还是实验中随机分配产生的无意义划分，都会引发成员对内群体的积极感受和对外群体的消极感知。但在群体信息比较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在社会分类的基础上，只能通过自我锚定形成社会身份认同，由此产生的对内、外群体感知的差异较为有限。只有足够的群体信息对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给予支持和印证，个人对内、外群体感知的差异才能快速增强。
第二，社交媒体产生“内群体偏好效应”与“外群体偏见效应”。在社交媒体广泛应用之前，由于信息传播速度较慢、信息来源较为有限，美国公众获得内、外群体相关信息的成本较高，时间投入是社会身份认同形成和强化的重要条件。社交媒体的流行不但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降低了个体获取群体信息的难度，在算法推荐、跨时空聚合、去中心化传播等功能的影响下，同质化、情绪化信息的精准“喂食”更会不断地加强美国公众的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最终促使公众在对内群体产生更多的积极感受的同时，对外群体产生更多的消极感受。本文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交媒体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
第三，社交媒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除了客观接触，个体对社交媒体信息的主观接受程度同样左右着社交媒体“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的大小。因此，公众对社交媒体信息的信任程度越高，同质化、情绪化的群体信息就会对其内、外群体感知提供越明确的支持、印证和强化，从而形成更强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效应。此外，由于美国不同个体在认知水平和初始社会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社交媒体影响下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因此，种族、收入、受教育水平等个体因素也会对社交媒体加剧政治极化的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会提升其政治极化水平。
假设２.ａ：社交媒体通过“内群体偏好效应”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产生影响；
假设２.ｂ：社交媒体通过“外群体偏见效应”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产生影响。
假设３：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在学历、种族、收入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四、数据说明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依托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是分析美国微观个体政治情感的主要数据来源，从1948年开始，该中心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及每2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前后，都会对美国选民进行抽样调研，为美国政治相关研究积累了大量微观数据。本文使用的“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由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共同完成，该调查以18到80岁的美国公民为对象，在传统调查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受访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和信任情况进行了询问。调查共回收问卷5830份，其中，有效问卷5750份（有效率为98.6%），经作者手工删去未回答与本文研究相关问题的问卷后，剩余样本量为5520份。此外，本次“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采样期为2020年全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也能较好地反映最近一次美国大选前后的民意情况。
（二）变量测量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围绕社交媒体和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展开，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层面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社交媒体信任情况”“政治极化水平”和相关控制变量。以下分别介绍各变量的定义、测度方式及描述性统计。
第一，被解释变量。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数据从多个维度进行测度和量化。相比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认同，受访者对于两党情感评价的差异同时包含了美国公众对支持政党的积极情绪和对立政党的消极情绪，是目前衡量公众政治极化水平的常用方法。参照上述方法，本文利用受访者对于两党“情感温度计”评价（根据自身感知对两党进行0到100分的评价）差值的绝对值构造“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指标。
第二，解释变量。本文将社交媒体作为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解释变量，具体包括美国公众个人层面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其一，社交媒体使用。根据“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中受访者有关脸书和推特的使用情况（使用取1，不使用取0），构建受访者是否使用社交媒体的虚拟变量。其二，社交媒体信任。根据“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中受访者对于Facebook和Twitter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的信任状况评分（评分为1至5分，分数越高表示对社交媒体信息越信任）的均值，构建“社交媒体信任”的有序离散变量。
第三，控制变量。本文还加入以下控制变量组，具体包括：
（1）性别：1为男性，2为女性。
（2）年龄：该变量数值为受访者的实际年龄（18～80岁）。
（3）种族：1为非西语裔白人，2为非西语裔黑人，3为西语裔，4为非西语裔其他。
（4）受教育水平：1为高中以下，2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3为职业技术、大专或同等学历，4为本科学历，5为硕士及以上。
（5）婚姻状况：1为已婚，2为丧偶，3为离婚，4为分居但未离婚，5为从未结婚，6为同居但未结婚。
（6）就业状况：1为有偿雇员，2为自由职业，3为临时性失业，4为长期失业，5为退休，6为残疾，7为其他状况。
（7）家庭收入状况：由家庭年收入5000美元以下至200000美元以上，划分为1至18档。
（8）所在地区：依照美国人口调查局划分的9个大区（具体包括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中东北（五大湖）地区、中西北地区、南大西洋地区、中部东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落基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
（9）宗教信仰：1为新教，2为天主教，3为无神论者，4为不可知论者，5为广义的基督徒，6为多信仰者，7为其他。
（10）性取向：1为同性恋，2为非同性恋，3为双性恋，4为其他，5为性取向不明。
五、回归结果与分析
鉴于被解释变量是根据问卷受访者对于两党“情感温度计”的评价构造的受限变量，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这种被解释变量受到某种约束条件制约而产生的结果偏差，本文主要采用受限被解释变量模型（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以“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的解释变量分别为“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被解释变量均为政治极化水平，模型均加入了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和影响公众政治极化的其他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以“社交媒体使用”或“社交媒体信任”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2.277和1.428）。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种族、性取向、就业、收入和婚姻状况等众多可能影响美国公众社会身份认同和政治极化水平的因素后，美国公众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均与其政治极化水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外，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信息化变革也是导致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验证了文章提出的假设1。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性取向等控制变量也会影响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其中，年龄和收入状况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显著正相关，受教育水平和非性少数的性取向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显著负相关。以上结果说明，美国高龄和高收入群体的政治极化水平相对更高，而高学历和非LGBT群体的政治极化水平相对较低，符合既有研究对于政治极化的结论。特别是收入状况和受教育水平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呈现截然相反的相关关系，与托马斯·皮凯蒂和埃默里·格辛等对21个西方“民主国家”的整体观察吻合。他们在最新研究中借用印度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知识分子）和吠舍（商人）的身份划分，生动概括了“西方国家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对选民投票的影响逐步发生分离”的过程。这种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影响的分离现象说明，相较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共同构成的阶级划分，社会身份认同的分歧才是造成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探究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影响，对于解释当前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了避免基于两党情感评价衡量公众政治极化水平可能存在的偏误，研究根据“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中受访者对党派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回答由强烈认同共和党到强烈认同民主党共7档），构建了“党派意识形态认同的极化水平”指标，利用党派意识形态的极化程度衡量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水平。表2第3、4列，研究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上述指标，以此对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社交媒体信任”两个解释变量对替换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一结果说明，无论是基于情感感知维度还是意识形态认同维度的政治极化都会因为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而上升。
第二，为了避免回归模型选择可能造成的偏误，研究在表2第5、6列中使用有序离散变量模型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社交媒体信任”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这一结果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是稳定的。
第三，为了避免随机性结果等问题，研究随机生成受访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对政治极化水平回归作为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随机模拟500次回归的t值正态分布在0值附近，基准回归所得的t值在分布中属于明显异常值。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并非随机性因素所致。
（三）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利用“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中有关“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支持者是否聪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支持者是否开明？”两个问题和受访者自身的党派意识形态认同，构造了“内群体评价”和“外群体评价”两项指标。通过将两项指标分别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2.a和2.b提出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
第一，社交媒体的内群体偏好效应。表3第1、2列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均与美国公众的“内群体评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社交媒体显著提高了美国公众基于党派身份的“内群体偏好”。同时，表3第3、4列展示了将“内群体评价”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内群体评价与政治极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内群体评价的提升会显著提高其政治极化水平。上述中介效应分析证明，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都会通过提高内群体评价的中介机制加剧政治极化，即社交媒体可以通过内群体偏好效应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
第二，社交媒体的外群体偏见效应。表3第5、6列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对美国公众“外群体评价”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其中，“社交媒体信任”与“外群体评价”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如果个人缺乏对信息的分辨能力，过于信任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则会形成更强的外群体偏见，使其对外群体的评价出现显著下滑。同时，表3第7、8列展示了将“外群体评价”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外群体评价与政治极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美国公众外群体评价的下降会显著提高其政治极化水平。上述中介效应分析证明，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会通过降低外群体评价的中介机制加剧政治极化，即社交媒体可以通过外群体偏见效应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
第三，两种效应的比较。将社交媒体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比较后可以发现，内群体偏好效应在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总效应中的占比达到56.48%，高出外群体偏见效应约20个百分点；在社交媒体信任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总效应中的占比高出外群体偏见效应约4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内群体偏好效应比外群体偏见效应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中介作用。相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即“美国公众对自身所属群体认同与尊严的渴望构成了当前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
（四）异质性分析
除了客观接触外，个人对于社交媒体信息的主观接受程度同样左右着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水平的影响。因此，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在不同种族、收入、受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通过将样本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既可以验证本文的假设3，还可以进一步佐证社交媒体对政治极化的影响机制。
第一，社交媒体对政治极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在美国非西语裔白人群体中更为明显。表4报告的结果显示，在非西语裔白人群体中，“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均与公众政治极化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非西语裔黑人、西语裔和其他种族的群体中，“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与公众政治极化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说明，社交媒体对政治极化的正向影响在美国非西语裔白人群体中更为明显，对少数族裔的影响较为有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来看，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源自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带来的社会身份认同分裂和国家认同危机。非西语裔白人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初始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最为强烈。相较于社会身份认同本就较为分散的少数族裔，社交媒体对非西语裔白人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更大，对其政治极化的影响也更为明显。这一实证结果也符合美国当前“白人身份政治”声势逐渐壮大的整体趋势。
第二，社交媒体对政治极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在美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效果更强。为了验证社交媒体对不同收入群体公众政治极化水平的影响，研究依照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划分的“中产阶级”家庭年均收入标准，将总样本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组。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信任”均与政治极化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与政治极化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社交媒体对政治极化的正向作用在美国中等收入群体中影响最大，对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为有限。
究其原因，中产阶级作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国家认同的初始水平高于社会身份认同更为分散的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社交媒体造成的社会身份认同分裂会带来更大幅度的国家认同衰退，进而造成更为显著的政治极化现象。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当前美国社会如此分裂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的愤怒，对于这些中产阶级来说，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收入和财富的下滑，真正对他们形成打击的是支撑这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美国梦’的破碎”。
第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不能完全消除社交媒体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6所示，在受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的人群中，社交媒体使用与公众政治极化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社交媒体信任与政治极化水平的关系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说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美国公众只要接触社交媒体，客观存在的“信息茧房”就会提高其政治极化水平，社交媒体信任的作用反而并不明显。与此同时，在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的人群中，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极化水平的关系不显著，社交媒体信任与政治极化水平则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对于拥有更强信息分辨能力的高受教育水平人群来说，单纯的社交媒体接触不会对他们的政治极化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一旦他们提高了对社交媒体相关信息的信任程度，社交媒体还是会对其政治极化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破除社交媒体对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正向影响。
六、进一步分析：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决定了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把舵定向”，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也会深刻影响和限制美国的对华政策。为了进一步分析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利用同年进行的“ANES年度时间序列研究”数据，讨论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与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研究根据“ANES2020年度时间序列研究”中受访者对“中国感知”的评分，构造了美国公众“对华消极感知”的有序离散变量，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还利用受访者对俄罗斯、伊朗、墨西哥、日本、德国５个其他国家感知的均值构造了“对外消极感知”的有序离散变量，以此与“对华消极感知”进行比较。
表7报告了以公众政治极化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对华消极感知”和“对外消极感知”。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种族、就业和收入状况等众多可能影响美国公众对外态度的因素后，以“公众政治极化”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治极化显著提高了美国公众对华和对外的消极感知。特别是基于“聚旗效应”的经典理论，美国公众对外消极感知对公众政治极化的反向影响理论上为负，即美国公众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可以降低其政治极化。进一步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来自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对其对外、对华消极感知的强化作用。
从回归系数的比较上看，“对华消极感知”的回归系数（0.077）是“对外消极感知”的（0.029）的2.7倍。这一结果说明，政治极化对美国公众“对华消极感知”的影响大于一般性的“对外消极感知”。究其原因，中国作为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大国，是填补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苏联解体后美国“他者丧失”空缺的天然对象。特别是随着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双方经济实力不断接近，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政客高调宣传、重点渲染的“外部威胁”。在此背景下，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加深，两党政治舞台上充满情绪化、煽动性的表演，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突变的催化剂。社交媒体强化美国国内公众政治极化的现象最终波及了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
七、结论与启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全球经济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其中，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信息化变革是推动大变局的重要变量，而政治极化作为美国政治的最新变化，则是组成大变局的重要拼图。
围绕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本文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的视角，利用“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信息化变革对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及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是观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日趋极化、社会更加分裂的背景下，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走向的影响更加值得挖掘和分析。本文进一步利用“ANES2000年度时间序列研究”数据，定量研究了美国政治极化对公众对华感知的影响。虽然限于数据与篇幅，本文仅选取美国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述研究还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极化的争议，弥补了既有文献对中介机制挖掘的不足，从社交媒体和政治极化的角度回答了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国际政治研究历史性“六个大问题”的理论命题，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型的现实问题亦有帮助。具体而言，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美国公众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任都会提高其政治极化水平。这一结果说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不止源自公众的个人经验，其接收到的信息也是影响政治极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方式的最新变革，虽然降低了公众广泛获取信息的成本，但受到算法推荐、跨时空聚合、去中心化传播等新功能和新特征的影响，基于公众自我选择产生的“信息茧房”还是会使美国公众受到更多同质化、情绪化信息的影响。在学界有关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三种竞争性理论中，本文的量化分析结果证明，社交媒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促进作用在现实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社会身份认同分裂是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重要渠道，这种影响由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两种中介机制产生。虽然个人对内、外群体的感知本身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内群体偏好效应相比外群体偏见效应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中介机制作用。在社交媒体等技术变革的助力下，美国公众对自身所属群体“认同与尊严的渴望”构成了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交媒体对非西语裔白人、中产阶级等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不能完全消除社交媒体对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说明，社交媒体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对初始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水平较高的美国主流群体产生了更大影响，对其政治极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关结论既印证了当前美国“愤怒的中产”和“白人身份政治”声势逐渐壮大的趋势，也说明美国正在面临国家认同危机下“美国梦”破碎的挑战。
总的来看，社交媒体作用下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加剧还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外溢影响。随着美国公众政治极化水平的提升，美国公众的对外消极感知也随之上升。特别是中国作为部分美国政客着力渲染的“外部威胁”，已经成为政治极化环境下美国公众转移负面情绪的重点对象。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一，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社交媒体影响下公众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态势很难在短时间得到逆转。对此，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公众对华态度恶化、对华政策分裂化极端化的准备。其二，社交媒体对公众政治极化的影响在理论上存在一般性意义。例如，近年来部分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政治极化现象，左翼政党及其社会思潮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的同时崛起正在对欧洲社会带来深刻震荡。因此，中国需要积极防范社会信息化变革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其三，社交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信息、形成认知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影响公众政治情感的重要媒介。中国要完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势必要将社交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阵线，积极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积极改善大国关系和平、稳定、均衡发展的民意基础。对此，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关注社会信息化变革和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公众对华感知的变化，更有待进一步探索社交媒体时代破除西方民众的对华刻板成见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陈语石
一审：万志高 二审：卢腾 终审：肖伟林
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