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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丨她们相继出走，都没有再回头

维罗阳光 2023-11-30

我们为什么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我与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张瑛。1920年出生在上海。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95年09月0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逝世于美国加州，终年75岁，谨以此文纪念张爱玲逝世21周年。

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经(王寿)(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她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的对我姊姊有所影响。


一家子的财产都是
三祖母陪嫁过来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亲十七岁；他们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芗所生。第二位祖母边粹玉并无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亲及两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时，二伯父二十四岁，我父亲才七岁，姑姑两岁。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
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母亲对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姊姊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而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姊姊比我活泼伶俐
讨人喜欢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姊姊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姊姊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姊姊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姊姊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姊姊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了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姊姊在《私语》里的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份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的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姊姊并未写出
我们搬离天津的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姊姊八岁，我七岁。

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姊姊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虽然姊姊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

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

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母亲坚持送我们
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姊姊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回复到天津时期：只有佣人和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寒假里她自己
编制了一份报纸副刊


那几年中，我记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姊姊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姊姊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姊姊读高一那年，我才读小学五年级。

一九三四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柢，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莉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我父亲看出这个女儿
有创作的天分


我父亲虽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爱看书。他的书房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西洋小说。

姊姊在家的时候，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感想。父亲鼓励她做诗、写作；他那时也已看出这个女儿有文学创作的天分。姊姊在他指导之下，也真的写了一些旧诗。有几首父亲很满意的，亲友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姊姊写《后母的心》
后母读了很感动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

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

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

在我父亲的立场，当然也希望后母与我们保持亲切友善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我们与后母只是保持着一种表面的礼貌，心里的鸿沟是很难消除的。姊姊的性格，是属于内向型的，不会随便说些巴结后母的话。


姑姑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一九三七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

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他打我姊姊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

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老女仆何干的忠告扭转了姊姊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姊姊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原来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的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写出姊姊漏写的这一段，并不是为我父亲辩白；事实上他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给我父亲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没有何干这个关键性建言，中国的文坛也许就没有“张爱玲”了。


在英文《大美晚报》发表
被禁及出逃的经过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一九三八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过没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发表。编辑还替她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life!”

我父亲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我姊姊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

一九四四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我父亲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伦敦大学入学考试
姊姊是远东区第一名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一九三九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母亲碍于离婚协议她不能带我姊姊出国。一九三六年她回上海争取我姊姊到英国读书，一方面是为我姊姊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姊姊带在身边。这个希望后来破灭了。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

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她们相继出走
都没有再回头


一九四八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静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的见面，竟是永诀!

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摘自《回忆情不自禁》

点击阅读：“大合唱”盛行时代的背反冷锐




张爱玲之死

林式同




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被发现死在位于洛杉矶的寓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

本文作者林式同，被张爱玲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是唯一见过张爱玲遗体、处理后事和遗物的亲历者。本文选自林式同先生的回忆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是有关张爱玲身后事最可靠的记载。

张爱玲生平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7月


01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我马上过来。”我说。“不不！……急救车……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 “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是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张爱玲去世时居住的公寓

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你就是林式同先生？”那女警察问。

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Office C. Smith）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

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

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

当男警察引导我出房门的时候，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也完全不知道新闻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而我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头两天里，我表现得杂乱无章，手足无措，办事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有负张爱玲所托，很是对不起她。

△张爱玲遗嘱


02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稍后和张错通了电话，简报了一下情况后，他马上建议成立少数人的治丧小组，我觉得这很合不事张扬的原则，立即同意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二晚上，待我和庄信正在头天（星期一）晚上回家商量后，大家见面商讨如何办理治丧事宜，并如何统一对外发布新闻。

早上十一点半，我和张信生到Rose Hills殡仪馆商谈丧事手续和费用方面的事。殡仪馆的办事员说，张爱玲的遗体在头天下午已经进了殡仪馆的冷冻库，离手续完成后再火化还有几天之隔。为了不耽误时间，当下我就申请了在法律手续上必须的死亡证。也在火化授权书上签了名。

下午回家后，我再向张错报告了一下 早上去殡仪馆商谈的内容，也把遗书电传给他研究，请他先计划一下星期二晚上见面时的讨论内容。然后打电话给张爱玲的房东注意门户，以防有人用不正当的办法进去乱翻东西。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机会注意房间里面的情形。

从九日去过Rose Hills殡仪馆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和那里的办事人Eberle先生询问申请火化的进度，我还预先付清所有殡仪馆的费用，以打通手续上的障碍。

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

△张爱玲致林式同信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十三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

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两人在San Pedro的预定地点——中国餐馆“亚细亚村”——和大家会面。因为这地方我早一天曾去勘察过，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准时到达。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 McCampbell，在Ports O’Call 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

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

△张爱玲骨灰盒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

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

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

△骨灰撒放

举行海葬仪式后，大家在一家咖啡店小坐，治丧小组任务圆满完成，至此宣布解散。在整个治丧过程中，治丧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布新闻，安排海葬仪式，撰写祭文，拍照录影等等。

他们的热心帮忙，具体地表示了他们对张爱玲的崇敬。

大事已了，回家后如释重负，浑身觉得特别轻松。可是心里自此留下了不可磨灭、时隐时现的空虚。我将把这位超凡脱俗的奇女气，和我的这一段友谊，深深地藏在记忆里。

△海葬任务完成后全体出席人员在船坞合影，自左至右；许媛翔、张错、林式同、张绍迁、张信生、高全之


03


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我们约定早上一齐去清理房间。

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

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时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

我非常惊讶地感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购买时所作的选择，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奇怪！

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 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

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

△张爱玲遗物 

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掉了一层皮”，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缸都变成灰黑的了。

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

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

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

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

△张爱玲晚年常用的拖鞋

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了。

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Senna Pods，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

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

△林式同写给宋淇夫妇的信


04


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这诊断是法医说的。

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公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她会有心脏病！

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ENSURE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

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

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

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每当我想到这里，为我对她照顾不周，抱着深深的歉意。

△张爱玲与丈夫赖雅


05


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

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因为不懂文学，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看待，所以当整理遗物时，在好坏取舍上，全凭直觉，和普通朋友没有两样。

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值钱”的。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

她如此地信任我，我却一无所知！走笔至此，不禁怆然！

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

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

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

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摘自《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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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在线调查，结果很不乐观

摧毁我们天才的，是我们的文化

人类史上最荒谬的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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