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 翻译学与比较文学：两个相切相重的学科
【作者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聘为教授，2001-2012年担任中文系主任。2005年教育部聘为人文学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名师奖，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等。代表著作《陈思和自选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获全国普通高校教材一等奖，《巴金图传》获国家优秀图书奖提名奖，论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获教育部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翻译学与比较文学：
两个相切相重的学科
（本文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第46-50页。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可能脱离翻译研究而存在，但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相遇、文学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只有译介学意义上的文学翻译研究才属于比较文学。晚清翻译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呈现，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通常在讨论文学思潮运动时才会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一般不再将其看作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叙述。
关键词：翻译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文学史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general,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Nevertheless, translation study can be deemed as a branch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nly in the sense of mediotranslatology, with translation study, Literature study and the study on literary relationships constituting a complete system.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historically particular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and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mes to the mind of literary historians only when talking about literary movements of modern times. Consequently,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seldom considered as an independent part of literature, which is historically justifiable.
Key words: trasnslation stud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虽然翻译活动随着人类各民族的交往扩大而早已存在，但对于翻译的研究，以往基本上是停留在翻译技术层面或者语言学的层面，而从译介学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理论，在西方大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国内兴起的时间更加短暂，不会超过 20 年。比较文学兼翻译学的专家谢天振教授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以前的比较文学是“欧洲中心论”，欧洲的学者都懂得欧洲地区的三四门语言，他们把欧洲各国文化历史比来比去并不需要翻译。只有当“欧洲中心论”破产了，比较文学走出了欧洲诸国的圈子，才需要仰仗翻译来沟通各国文化的多元性，这时候翻译研究才会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1]在中国，翻译研究起先也是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个方向，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新起的翻译研究标志了偏重于语言技术的翻译研究阶段已经过时，转向了翻译理论本体（包括它的传播、接受以及文本等）的研究。随之，与“欧洲中心论”相应的“原著中心论”也遭到质疑，翻译研究理论也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著中心论”为核心，其理论必然要围绕“原著如何被翻译”的技术命题而展开，追求一种最完美的乌托邦式的译本。而新起的翻译研究放弃了技术命题的探讨，把理论兴趣向外转，这就自然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范围，即“为什么要被如此翻译”的文化命题，这似乎是当前我们翻译研究的趋向。
在中国，要寻找新起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子，典范的例子莫过于晚清的翻译活动。据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的“多系统理论”的观点，一个民族文学系统处于“危机”或者“转折点”，甚至处于一个“文学真空”的阶段，“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得由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繁重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2]这个原理正好用来解释晚清的翻译活动为什么会如此兴盛，这一方面的研究，值得学界做进一步的拓展。这里，我想以一个具体的研究例子，谈谈我对这方面研究的看法。
青年学者杜慧敏的新著《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版）问世，可以说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收获。作者娴熟于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她选择晚清翻译活动为对象，十分妥贴地使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使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达到一种默契。她的研究题目很集中，晚清、小说期刊、译作三个词来限定“研究”的对象，又用“主要”来限定晚清小说期刊。所谓“主要”，就是以《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5 种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再兼顾别种刊物。作者所设定的研究范围，综合起来就是一连串的自我设限：晚清（10 年）、主要（5 种）、小说（散文诗歌等除外）、期刊（单行本除外）上的译作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的题目，比之那些漫无边际的“宏大叙事”来，我觉得这部论著更接近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态度。其入口比较小，理论开掘就显得十分重要，优点和不足也让人一目了然。
作者的写作目的并非仅在于检验理论功能，而是企图从翻译研究入手，对翻译文本进行比较深入的细读，从而探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撞击。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作者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论述后，进一步发挥说：“晚清小说期刊译作的功能就不是体现在翻译活动之后的传播、接受环节上，而是为中外文学和文化初次相遇后的相互协商、展开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域。”而“当译本的这层功能被揭示出来后，也就意味着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可以展现为不同层次。至少，可以把中外文学关系在译作文本层面的相遇以及由此展开的复杂较量，纳入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个基础层面。这一层面所蕴含的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微观的，但它是深刻的、根本性的。”作者行文受到眼下比较文学研究通行的繁琐风气的影响，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其意思并不难理解，她研究晚清文学期刊译作的动机，并非要揭示其翻译过程中的动态现象（诸如影响源如何过渡到接受场），而是通过对译本的静态分析，来解释中外两种文化因素如何在译本中相交相抵，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这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考察。
杜慧敏在书的正题上用了 3 个翻译研究理论的专用术语：文本译作、文化相遇和文学关系。其实这 3个概念是翻译研究中同时产生的 3层意义。什么叫文本译作？我的理解也就是翻译的作品。什么叫文化相遇？就是通过细读译作本身的各种元素，来了解翻译的规律和特点。作者自觉地把译作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把它视作“为中外文学和文化初次相遇后的相互协商、展开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域”，那么，分析译作文本也就如同清理战场，把两军对阵中遗留下来的种种战争痕迹都一一清理出来。“译作”的概念，包含了两种以上对立转化关系的元素——原文（包括重译本）元素与译文元素——杂糅混合的文本。要清理这些元素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只有通过认真的文本细读才能完成。因此，围绕这个目标，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从译入语、译入文体、译者身份、译介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晚清译作的功能。其论述相当完整和专业，运用了大量的专业名词，甚至连“赞助人”这样典型的翻译研究领域的专业名词都被概括出来了。然而，这一切研究与阐释都仍然可以归之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从“文学关系”的大范畴里，界定翻译研究的特点和意义。杜慧敏对这一点似乎特别强调。在结语部分她特别指出：“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上不断有翻译研究（翻译学）应该努力同比较文学划清界限的呼声，甚至想抹掉自身比较文学的‘历史出身’而后来居上，从急于促成一门新兴学科的独立和发展来说，这样的观点也无可厚非。但对学科间森严壁垒的过分关注，很可能会妨碍正常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关注。”她的学科意识很清楚，不赞成将翻译研究脱离比较文学的学科。所以她把自己对文本译作的考察视为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层面”。
我很赞同杜慧敏从学科的角度来界定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能脱离翻译研究而存在。但是这里也需要有更加细密的界定，我不太了解翻译学的情况，杜文所讨论的文本译作，似乎是指文学文本的译作，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相遇、文学关系才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系统，如果作为前提的文本译作根本就不是文学性的文本，那么文学相遇和文学关系就无从谈起。就如翻译研究理论要破除“原著中心论”，也同样不能引申到一切翻译领域，比如科学论文、商品说明等翻译工作，原著还是占据了“中心位置”。还有，文学译作的文本自然可以被视为译入国的语言文学范式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在晚清译作中特别明显），但科学论文的翻译显然不能作为译入国的科学成果。我不太了解杜慧敏所指的那个“国际上的”翻译学的观点，究竟是指文学翻译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或者翻译学，当然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以外的范畴，即使是文学翻译，也仅限于对翻译作译介学意义上的研究，才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至于其他如翻译技术的问题也很难与比较文学学科挂起钩来。翻译学与比较文学，应该是两个相切相重的两个学科，这可能是比较确切的说法。
我没有关心过翻译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但我有不少从事翻译领域研究工作的朋友，他们出版的书我会随意翻阅，因此知道一些皮毛。在中国的学术谱系里，翻译学从比较文学发展而来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从译介学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学科最大的缺点就是庞杂繁复、漫无边界，需要做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唯独译介学则是从比较文学的血缘自身蔓延发展而来的分支，翻译研究所依从的文化研究理论，其实仍然是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从文化选择、文化接受，一直到误译曲译、民族文学的异质性等等概念，本来都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的一些理论范畴。回到杜慧敏这部著作的研究课题，虽然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翻译学的术语，但其基本范畴仍然没有脱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要研究一个民族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势必要考察研究其时代的翻译活动，对其译介的深入研究，也必然会进入对其翻译的文化研究，其预设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揭示这一阶段的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的来源。回到谢天振前面所示的命题，比较文学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几种民族文学并置研究为其对象，到了走出欧洲的阶段，翻译是不可缺少的文本，研究者除了借助它来了解异民族文学的情况（这个意义上，翻译文本也可以作为一种不可靠的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以外，翻译文本的形成也同时隐藏了复杂的异质文化的元素，因此，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既是属于传统文学比较的范畴，同时也涉及到另一层面，即翻译层面的非文学元素的研究。如我所说翻译学与比较文学有相重的部分，那么，这翻译层面上的非文学元素的研究（即文化研究）就是属于这个部分。
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这当然是好事，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以前比较文学学科所承担的部分社会功能，会转移到翻译学的领域，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但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如文学性的翻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译介研究，大约是不能脱离比较文学的范畴；而有些部分，如对翻译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则可能是翻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相重的部分，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因此杜慧敏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定位在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我以为是很明智的。
我们有许多学者常常以 1920 年代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设有翻译专章为例，来批评现在流行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不重视翻译活动，不列翻译专章，我以为这是不明事理的批评。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列翻译专章，是当时的传统文学系统出了问题，亟需翻译文学来提供新的文学范式，包括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以，写晚清到五四期间的文学史就不能不专门介绍翻译活动，当时的翻译文学确实构成了中国新起的文学范式的一部分。然而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范式已经建立起来，翻译文学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知识资源和创作样板的意义虽然依旧存在，但逐渐转移到具体的作家个人创作背景中去，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所以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在讨论文学思潮运动时仍然会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但不再将其看作独立的文学组成部分。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晚清时代翻译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以后各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类似的情况可能在70 年代末又重现过一次，当然，这还须由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来论定。
注释：
[1] 参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2 页。这里我并没有引谢先生的原话，只是综合了他的意思。特此说明。
[2] 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9 年，第 23-24页。埃文·佐哈的观点转引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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