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志文献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3年第2期，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摘要：《海屯行纪》成书于蒙古征服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贵族归附并前往觐见大汗的时代背景下，除了记录下海屯一世入朝蒙古的沿途路线信息，此书还呈现出基督教文化和亚美尼亚视角下的奇异见闻，反映了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内部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关键词：海屯一世

据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三章记述，沙雅西北的大望库木一带，可能为汉代之它乾城故址，其位置在今新疆新和县境。今亦有人认为新和的玉奇喀特古城或库车牙哈镇的塔汗其为东汉的它乾城址。[6]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李世忠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其他民族文学则少有论及。高人雄教授新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1]，以65万字篇幅，在北朝时期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贯通各民族文学创作，系统梳理、审视此期民族文学诸生动复杂现象，微妙嬗变特征，及发展历史进程，对北朝民族文学在中古文学史上所占地位进行了充分论析，确为一部填补学界研究空白之力作。1北朝文学全局的阐释《北朝民族文学叙论》立足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学发展之全局，阐释其演进嬗变，架构宏大，极富发见拓展。全著除绪论外，共分十五章。第一章，介绍十六国、北朝诸民族社会文化，着重就北方少数民族源流问题，十六国、诸魏、北齐、北周及西域诸民族与柔然、敕勒、突厥诸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运行情况等，进行系统阐述，以彰显此历史时期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此为全书立论之基础。第二至四章，讨论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创作，着重探讨诸燕慕容鲜卑文学，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夏、北凉匈奴文学及后赵羯族文学等。尤其对慕容鲜卑歌、散文及吐谷浑鲜卑文学创作的背景、特点等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五至九章，论述北魏拓跋鲜卑文学，北齐六镇鲜卑与北周宇文鲜卑文学，北朝民歌谣谚，北朝鲜卑文人诗创作及北朝民族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第十至十一章，探讨北朝时期西域民族文学与突厥文学。着重讨论粟特文书、摩尼教忏悔词与赞美诗的文献来源、特色、文学价值。同时，就古代突厥文碑铭文化因子、历史价值与文学成就等展开论析。第十二至十四章，探讨西域胡僧译经与文学的关系，讨论佛教传播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之交流，考察北朝佛经翻译文学叙事特征及佛学经典《妙法莲华经》的文学特性等问题。最后一章，就西域乐舞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意义展开论述，阐述发达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歌舞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样的结构框架，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将文化、民族史学、文学研究等相结合，将文学问题置北朝各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的宽阔学术视野。作者曾这样指出，由于战乱及政权更迭，中国传统文学在北朝时期的北中国出现断裂，“然而传统文学的断裂却为新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北朝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转型期，虽然文学成就远逊于南朝，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要。……因此，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势必要在大中华的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学演进的框架中展开，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去审视其成就与意义。”[2]故著作所有论述，始终抓住两条主线：一是战争、动乱、贫富分化的社会环境及政权更迭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一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对其文学产生的影响。在此前提下，作者又十分注重从民族历史、心理、意识等角度，考察北朝各个时期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人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这样，尽管所涉研究对象纷繁复杂，但全著叙论结合，高屋建瓴，条理清晰。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既关顾对时代政治生态、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背景、文艺氛围、文学传统的宏观考察，又注重对所涉作家生平事迹、仕宦经历、创作本事的考辨，以求知人论世；既有分时期、按群体，对文学现象的耙梳，又有对北朝文学整体发展进程的勾勒、描绘；既有规律的总结与原因的探讨，又有各阶段作家作品及其所取得成就之分析、定位及优劣排比。全著所涉北朝文学，论文体，有诗赋歌谣、碑序散文，也有书信政论、宗教文献；论作者群体，有帝王将相、皇亲后妃等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上层人群，也有学者文人、贩夫僧众等中下层文学创作者。这样的宏观把握、微观审视的研究思路，保证了作者能够将此期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多层次、全方位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对拓展相对逼仄的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空间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著作注重阐释北朝文学全局，反映在研究方法上，是比较、互证方法的广泛使用。如第六章，作者将西魏、北周文学与东魏、北齐文学发展态势展开横向比较。认为东魏、北齐的赋、碑志等在数量上多于西魏、北周，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东西部文学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其形成之因，一是地理环境、文化基础，一是二者汉化程度有别，西魏北周因鲜卑文化曾一度占主导地位，加之宇文氏从六镇鲜卑文化走进了相对荒凉的关陇文化区域，故其文学发展相对滞后。这样的比较，很容易使读者了解此期北方文学发展之概貌。通过不同民族、政权下文学现象之比较，作者同中辨异，异中察同，既准确界定研究对象，有利于将问题探讨引向深入，又客观上使读者对北朝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概貌能有一个深入了解。2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而新观点的提出须有缜密的论证。北朝文学所涉历史时期漫长，时间跨度大，文学史料复杂，然《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却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分时代、按地域以洞烛幽微的剖析与精细有力的论证，将宏观把握落到实处。保证了全著论述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之上。首先，针对特定对象，作者注意研究体系的建构。如第七章论北朝民歌，作者除详论此期民歌文本内容、艺术特色，分析其名篇外，还着重就北朝民歌创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可考篇目、时间跨度、族属问题、虏音汉音创作、艺术源流与影响等，展开深入论析，从而建立了有关北朝民歌研究的完整体系。其次，立足文本，从作品的形象、情韵分析出发，阐释北朝民族文化与文学之关系，也是本书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如第五章，论北魏肃宗明帝元翊之母胡充华《杨白花》一诗，作者在对该诗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此诗率直表达大权在握的胡太后对杨华的眷怀之情，展示了一个临朝听政的女强人，感情柔软、凄苦的一面。为什么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胡太后会写下如此作品？这与北魏鲜卑族妇女在爱情、择偶问题上不象汉族妇女那样受封建礼教制约有关。大胆、泼辣的灵太后胡充华写思念情人之诗，说明她不仅敢于挑战封建礼教，也显示鲜卑妇女社会地位比汉族妇女高得多。其三，本著的理论创新还体现于作者将文学事象的论述，引申至对文学发展本质规律的探讨与总结。如本书在分析北魏拓跋鲜卑族文人散文成就之后，对这个群体文学创作得失之因有如是总结：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散文作者大多身为帝王大臣，须从事政治，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纯粹的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北魏执政者应用类散文类文章居多且发达，而不能在纯文学作品艺术上产生突破的原因之一。又如，本书在探讨北魏孝武帝文学创作成就之后，针对其帝王身份，作者指出，如孝武帝这样的作家，由于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故只要认真创作，其文学作品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时，帝王文学因为是出于社会政治需要，是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因此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其某些创作在当时成为绝唱之因。其四，因注重创新，故本著新见迭出，不少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有论者指出：“北方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经济惨遭破坏，兼之典籍随文人南下，北方文坛，几乎一片赤地”。[3]但本书作者在对现存北朝民歌的数量、著录、流传时间、性质等进行审慎考辨，尤其对文人创作与民间流传乐府民歌中的汉音、虏音创作问题，民歌族属问题及其争论等进行全面探讨后，认为氐、羌等民族作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组成部分，他们或独立、或与他民族交流融合所创作的、能体现其民族精神与生活的民歌与军国文翰，量虽不多，但填补了这段历史时期文学史空白，是北朝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角落，对当时及后来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论断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关于十六国时期文学创作问题的误解。又如北周文坛两位重量级人物庾信、王褒，均为由南入北的汉族作家，他们对北周民族文学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然为什么这两位“南人”入北后，尽管“不无秋气之悲，实有图穷之恨”，却又都受到了北周统治者极大礼遇而获“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因二人“有北朝文人无可企及的文学艺术修养”，北周皇族“都雅好文学”使然。[4]然，本书作者认为：北周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庾、王入北前，几乎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乏人问津，该二人入北，因正好迎合了宇文氏推行汉化的目的，所以二人政治地位比在南朝时要显赫得多。又如北朝民歌《折杨柳歌》（其四）后两句“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一般认为传达的是北朝时期胡、汉语言不通，“民歌大多用本民族语言创作”这样的事实。[5]但本著作者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北朝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文化摩擦的产物。因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六镇鲜卑人和南迁鲜卑人之间的差距，动摇了六镇鲜卑原本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使得六镇鲜卑仇视中原汉族文化，提倡复兴鲜卑文化。六镇成为鲜卑文化共同体代言人，他们不满北魏政权，更不满北魏之汉化，故在北齐、北周瓜分北魏政权之后，恢复鲜卑习俗，杀戮汉族人士以泄愤，其中以北齐表现最为明显。这首民歌中所唱出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正是这种复仇心态的体现。其五，书中有些论述，则显见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推进之功。如曹道衡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评论元熙的两首诗《致僚属》、《赠友人》云：“此二诗皆说理，不见文采”。[6]本书作者则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不见文采的原因，非北朝宗室文人不擅文辞，而是受传统儒学的影响，在涉及到家国政事的题材中，作者采用了最为平实、质朴的语言，将深沉的热爱、强烈的激愤，几经按捺而后娓娓述出。该二诗作者在平淡中蕴育了极大悲凉，他将自己忧国忧民、饱含沧桑的政治家形象搬上诗歌，让读者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男子面对时局动荡的痛心，和对乱臣贼子之痛恨，正是由于这样的痛恨，才能够让他举旗反抗，即使失败也毫无愧色，从容就义，这是宗室一员必尽的义务和责任，纵然在挺身赴难时有无限的感伤却也没有丝毫的后悔，可知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已经在北朝宗室文人当中形成根深蒂固、不容置疑的概念，这是儒学在诗人思想和诗歌内容上的反映。这样的见解烛隐发微，促人深省。3资料引征详赡精审学术研究中，科学结论之得出，与研究者对资料的占有、使用有莫大关系。《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据其所列参考文献知，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曾翻检相关文献著作230余种，阅览、参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种，外文出版物50余种。这些资料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宗教、音乐、民俗等诸多学科。作者在充分吸收借鉴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尊重同行劳动，注重学术规范基础上，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与精审选择，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学术前沿性及论证之科学、结论之可靠。如第十五章论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交流历史，讨论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一曲对汉代音乐的影响。为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先引《晋书·乐志下》、《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一》相关记载，说明汉李延年在《摩诃兜勒》曲基础上更造新声二十八曲，从而产生汉乐府诗之横吹曲的情况。然后又引崔豹《古今注·音乐》所载，说明李延年二十八解内容多与边塞战争或生活有关，再引《乐府诗集》所载曹魏时的横吹曲，以说明其抒情内容，最后引江淹《横吹赋》形容横吹曲悲凉情况的文字，进一步证明此曲确乎具有抒情刚健、悲凉的一面。如此层层论析，既说明了西域乐曲传入中原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又对其流变说得一清二楚。又如，论西域民族之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伊州乐及悦般乐等在内地传播史，也是层层立论。如论龟兹乐之传入内地过程及其风格，作者先后引用了《晋书》所载五胡十六国时，前秦大将吕光率大军攻西域诸地，灭龟兹国，将大批龟兹乐人、乐舞带回中原的情况，再引《隋书·音乐志》说明吕氏亡后，龟兹乐之分散、流变及其在北齐、北周等朝受到喜爱的情况，又引隋诗人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之诗句说明其演奏情况，最后引《通典》、《新唐书·礼乐志》及唐诗人元稹诗歌等资料，说明龟兹乐在唐代的传播及其表演盛况。这样的论述，因所使用文献权威，取证丰富，取舍、排列精严有序，故其论证有极大说服力。当然，本书可称道之处还有很多，譬如其行文语言。因作者长期以来潜心研究少数民族文献，对北朝民族文学这块尚未完全开掘的宝地情有独钟，故本书论述中，不乏饱蘸感情之笔墨。如第五章论胡太后诗，论北魏诗人拓跋熙诗及其死事，均语带含情，显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敏锐把握与深刻理解。类似这些方面，都有待读者诸君细细体会。注释[1]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中华书局，2011年5月。[2]高人雄：《试论北朝文学研究的框架与视角》，《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3]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5]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6]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编校：王文洲审校：宋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陈得芝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潦草塞责，应归罪于朱元璋的程限督迫，对史臣不解译语而造成诸多弊病的指责似乎太苛刻，因为他们据以编纂的原料本身就是“音读歧异”、“译无定言，声多数变”（汪辉祖《元史本证·自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松江宝云寺记》）。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明初南士对此自然更束手无策了。其实最该指责的是乾隆修《四库》对元代文献各种专名的胡乱篡改，翻阅《元史语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译名问题使整理元代文献难度特大，而四库馆臣的胡乱篡改更是难上加难。新近出版的《全元文》所收仅有四库本者，被改专名一律照录，无可奈何（但最好应将前人考释正确的作为附注补入）。元史史料还有蒙、藏、畏兀儿、波斯、阿拉伯、拉丁等多种文字的历史文献。自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国人始利用西域史料研究元史，但西域史料原文传抄中的讹误以及转译者造成的讹误同样很多，洪钧书译名的讹误，就对《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以及清末民初的其他元史研究著作带来不良影响。上世纪前期，研究元史的学者多着力于做名物制度的考释，将研究水平提到新阶段。韩儒林师于七十年前所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是将《圣武亲征录》与同源的波斯文《史集》直接比勘，相互订补，并纠正洪钧及柯、屠等前辈译名的错误；《爱薛之再探讨》则是将仅有四库本的姚燧《牧庵集》中四篇封制里被改专名依据其他史料加以复原，从而发掘出一直晦暗不明的史实。他给学生讲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问题，指出必需掌握汉语的音韵知识和民族语的语音演变。邵循正先生1943年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作《语言与历史》的讲演，指出“不彻底了解一时一地的语言，就不免对史料发生误会，或不能充分利用。”特别要注意各族间语言转借中发生的语义、语音变异，并举许多蒙元史例证加以说明。他们给后学的启示主要是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成就，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所说“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汉文史料直接与其他语文史料进行比勘，互订互补。蒙元史史料中的译名问题极多，需要许多代学人持续努力去解决。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最近立了个项目《元史会注考证》，希望秉承前贤遗志，在尽量全面搜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元史》作考注。感谢王德毅等先生三十年前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非汉语人名都注上拉丁字转写，很便于检索，并给我们提供了复原的基础；后来罗依果先生的《元史人名录》收罗更富，凭他精通多种东西方语言的条件，期望其译名的转写应更准确，遗憾的是都不注转写，仅按汉字拼音顺序编排，当然这是极谨慎的做法。我们打算尽可能将《元史》中的译名注上原文转写，并恢复一些被篡改文献中的译名，从而挖掘更多一些史料。但没有把握能做多少，准确性如何，所以要多方求教。处理译名问题，首先是要了解汉语的古音。音韵学对非专业者来说很艰深，音韵学家又多有不同意见，但掌握基本知识还是可以做到，比如守温三十六字母、反切、等韵等。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舌上音之说，以及古音的清浊之别，对保留古音较多的南方人比较容易理解。元代汉语处在中古向今音演变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经许多学者研究，大体可以据此了解元代的语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入派三声”不等于入声完全消失，即周德清所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见系的齐、撮呼字还保留原声母，没有变为舌面音；疑ŋ母在一些字读音中还保留着，日母读zh音等等。汉字的韵母，元代音与今音也有差别，如《秘史》251节的“赵官”（当时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的“赵”，中古音为澄母宵韵开口三等，元代音知系与照系合一了，但还没有变卷舌音，因而仍是齐口呼，八思巴字作čew（或džeu）。伯希和的《蒙古秘史》蒙古文音译,就将“赵官”译写为ǰaugon（柔音词或称阴性词，按其译例应作ǰäügön。罗依果即译写为ǰeugon）。亦邻真的《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举出许多实例就元代的汉、蒙古文语音对应原理作了详细说明，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相应于明初汉字音写本的“赵官”写作Čaukon（词中的k／g字母标志为柔音词，应读为ǰeugon）。但有人将《秘史》的“札忽惕”（ǰaqut，旁译“金人每”）误释为就是指南宋的汉文“赵”字，盖因不明元代汉字“赵”的读音而致误。还要掌握基本的中古蒙古语语音语法知识，蒙古语语音也是古今有别的，《秘史》译者非常注意语音的对应，严格遵守元音和谐律，柔音词／阴性词与刚音词／阳性词分得很清楚，并用小字黑、克、勒和旁注“舌”表示音节末辅音q／k／l／r。上引亦邻真文中对用蒙古语今音来解释中古蒙古语有精辟的分析批评。此外，对蒙元时代文献中的藏语、突厥语、波斯—阿拉伯语名称，也要作古今音译的分析比较，了解不同时代与这些语言对应的汉文译音字，同时这也反映这些语言不同时代的读音。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命将辽金元三史以及同时代其他汉文文献中的非汉语词统统改掉，四库馆臣全然不顾语言规则，结果将元代的历史文献弄得一团乱麻，给本来就极为困难的译名问题雪上加霜。这里举一些突出的例子：语音讹误：唆鲁和帖尼（Sorqaq-teni）改缫勒噶塔纳（Saugha-tana,桶珠）。蒙古语Sorqaq意为身上有胎记，-teni是阴性人名后缀。四库本将所有“帖尼”都改为塔纳（蒙古语：大珠）。斡赤斤（Otčigin，突厥语ot-tegin，火王，蒙古人有幼子守灶之俗，故可汗幼子称之）改鄂齐锦（三角龟）；同名异译斡陈改旺沁（藏语dBang-chen，大权）。旭烈［兀］（Hüle’ü，多余）改实喇（šira黄色）／锡里库（siliku，选拔）。阿里不哥（Ariq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试析克孜尔石窟壁画菱形格形式的起源李雨濛内容提要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以菱格画最为著名。菱格画题材多源自宗教，其画面元素亦常与宗教教义联系。菱格画的独特形式在克孜尔地区繁荣，除宗教因素外，也应与该地区偏爱菱形格的传统有关。菱形格在其他地区也被广泛运用，并有较丰富的遗存。菱形构图画面，其突出优势之一是利于石窟壁画的大面积绘制，以满足宗教传播需要。克孜尔石窟菱格画独特面貌的形成，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以菱格画最具代表性。在克孜尔石窟寺壁画中，菱格画构图规整，常以每一菱格表现独立的佛教故事，此与同类石窟寺壁画明显不同。因而壁画中的菱形格因素成为克孜尔石窟区别于其他地区石窟寺壁画的标志。本文拟通过对三角、菱形格等纹饰原型集中讨论，说明菱格形式的产生应受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对新疆及其他地区出土器物中的菱形格纹饰进行梳理，以了解菱形格纹饰的流行范围。通过对各不同形式菱形格的研究，找出菱形格产生的路径，并进而对克孜尔石窟寺中出现大面积菱形格构图画面之原因作出解释。一考古遗存中的菱形格形式在已有研究中，普遍认为菱格画的基本构图元素为乳突形和三角形，菱形格是由这些几何图形叠加、穿插形成的。而对于乳突、三角等元素的象征含义，则多倾向于与佛教中“须弥山”有关，并将“须弥山”等佛教元素与菱格画中展示的图像结合，赋予其象征意味。但由于文献记载没有明确说明菱格画的形成原因，故对其基本元素除推测其为“山”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一份蒙古语八思巴文文书的语文学研究作者简介：乌云毕力格，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摘

2009，第286页。[5] 《毗湿奴世家》或Harivamsa，是《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一章；其中主要部分叙述毗湿奴的人间化身克里希纳从出生到青年时期的故事。[6]参考Dutt

Bustan）巨大拱门上方刻有浮雕“飞翔的女神尼凯”（图2）。尼凯（Nice）为古希腊胜利女神，由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带到东方各地，因其美丽的造型和寓意，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图1(上)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复原与研究孔祥军内容提要居延新简所存“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献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份东汉初年法律文书档案。依据木简遗存性质及书写笔迹可将册书分为两大部分，前者为一份审讯被告的原始记录，后者为审讯机构誊抄的处理文书及二审记录，完整地反映了当时从诉讼到审讯以至结案的整个司法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汉代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西北边塞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出土简牍数万枚。[1]其中甲渠候官及第四燧出土汉简释文由文物出版社于1990年正式公布，1994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版释文并附简牍图版，为学界深入研究汉代社会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批汉简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批首尾较为完整的册书，其中尤以F22号房址出土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最具代表性，前人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但文字释读、标点断句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册书复原和史事研究等方面颇有余覆待发，兹稍述如下。一、册书编联方式与性质判定为了讨论方便，现将册书简文内容迻录于下：[2]第一册：“建武三年十二月乙卯爰书及判词”[3]（出土号EPF22·1—20）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1）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2）爰书验问恩辞曰颍川昆阳市南里年六十六岁姓寇氏去年十二月中甲渠令史（3）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4）八岁平贾值六十石与交谷十五石为七十五石育出牛一头黑特齿五岁平贾值六十石与交（5）谷卌石凡为谷百石皆予粟君以当载鱼就直时粟君借恩为就载鱼五千头（6）到觻得贾直牛一头谷廿七石约为粟君卖鱼沽出时行钱卌万时粟君以所得商牛黄（7）特齿八岁以谷廿七石予恩顾对直后二乚三当发粟君谓恩曰黄牛微庾[4]所得（8）育牛黑特虽小肥贾直俱等耳择可用者持行恩即取黑牛去留黄牛非从（9）粟君借牛恩到觻得卖鱼尽钱少因卖黑牛并以钱卅二万付粟君妻业（10）少八岁恩以大车半轴一直万钱羊韦一枚为橐直三千大笥一合直千一石（11）去卢一直六百索二枚直千皆置业车上与业俱来还到第三置（12）恩籴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买）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并（13）为钱二万四千六百皆在粟君所恩以负粟君钱故不从取器物又恩子男钦（14）以去年十二月廿日为粟君捕鱼尽今正月闰月二月积作三月十日不得贾直时（15）市庸平贾大男日二斗为谷廿石恩居觻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以钦作（16）贾谷十三石八斗五升直觻得钱五万五千四凡为钱八万用偿所负钱（17）毕恩当得钦作贾馀谷六石一斗五升付恩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18）囗行道廿馀日不计贾直时商育皆平牛直六十石与粟=君=因以其（19）贾予恩已决恩不当予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皆证它如爰书（20）之所以将这二十支汉简编为一册，除了其所述内容首尾连贯外，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仔细对照相关图版和彩照，其抄录笔迹显出一人之手，且较为潦草，与下文所涉第二册册书书写工整显然不同；每简均为单行直书，中间没有明显空白，应当是先抄录再编联，第二册册书则是双行并书，每简皆有两段空白为编联之迹，与此迥异；简身虽然未见明显契口但诸简长度基本一致，因是单行书写所以其简身宽度自然窄于第二册册书。下面再将第二册册书誊录于此。第二册：“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出土号EPF22·21—35）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辛未都乡啬夫宫敢言之廷移甲渠候书曰去年十二月中取客寇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觻得就贾用牛一头谷廿七石恩愿沽出时行钱卌万以得卅二万又借牛一头（29）以为因卖不肯归以所得就直牛偿不相当廿石书到验问治决言前言解廷却/书曰恩辞不与候书相应疑非实今候奏记府愿诣乡爰书是证府录令明处（30）更详验问治决言谨验问恩辞不当与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又以在粟君所器物直/钱万五千六百又为粟君买肉籴三石又子男钦为粟君作贾直廿石皆尽偿所负（31）粟君钱毕粟君用恩器物币败今欲归恩不肯受爰书自证写移/爰书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32）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戊辰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以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恩辞曰颍川昆阳市南里年六十六岁姓寇氏去年十二月（21）中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八岁平/贾直六十石与交谷十五石为谷七十五石育出牛一头黑特齿五岁平贾直六十石与交谷卌石凡为谷百石皆予粟君（22）以当载鱼就直时粟君借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觻得贾直牛一头谷廿七石约为粟君卖鱼沽/出时行钱卌万时粟君以所得商牛黄特齿八岁谷廿七石予恩顾就直后二乚三日当发粟君谓恩曰黄牛（23）微庾所得[5]育牛黑特虽小肥贾直俱等耳择可用者持行恩即取黑牛去留黄牛非从粟君借牛恩到/觻得卖鱼尽钱少因卖黑牛并以钱卅二万付粟君妻业少八万恩以大车半轴一直万钱羊韦一枚为橐（24）直三千大笥一合直千一石去卢一直六百索二枚直千皆置业车上与业俱来还到北部为业买肉十斤/直谷一石到第三置为业籴大麦二石凡为谷三石钱万五千六百皆在业所恩与业俱来到居延后恩（25）欲取轴器物去粟君谓恩汝负我钱八万欲持器物怒恩不敢取器物去又恩子男钦以去年十二月廿日/为粟君捕鱼尽今年正月闰月二月积作三月十日不得贾直时市庸平贾大男日二斗为谷廿石恩居（26）觻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并以钦作贾谷当所负粟君钱毕恩又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莝斩来到居延积行道廿馀日不计贾直时商育皆平直牛六十石与粟君因以其贾与恩牛已（27）●右爰书（33）决不当予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皆证它如爰书（28）十二月己卯居延令守丞胜移甲渠候官候所责男子寇恩事乡/置辞爰书自证写移书到囗囗囗囗囗辞爰书自证（34）须以政不直者法亟报如律令

张玉忠：《天山裕勒都斯河谷的古代墓葬》，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12]

中国北方晚商-战国时期马的利用方式的空间差异扫码关注我们微信：西域研究邮箱：xyyjbjb@126.com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关于草原考古的几个问题[1]——从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谈起邵会秋内容提要爱莱娜·库兹米娜的著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以考古学为基础，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本文对书中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和安德罗诺沃的扩张、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草原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与碳十四测年、印度—伊朗人与吐火罗人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2007年，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爱莱娜·库兹米娜（Elena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6]

(Ⅳ)，1938.[6]这里的早期铜器主要参见E.N.Chernyky，Ancient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清前期中亚地缘政治形势[1]——附论比什凯克的来历潘志平内容提要18世纪清统一新疆后，将毗邻新疆的中亚的一些部落、汗国、土邦视为自己的名义上的属国，清政府责令各部“和眭邻境”，但也不介入其间的纠纷，其中“皮什格克”争端就是一例。皮什格克即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在清军巡边大道附近，但作为地名可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对中亚的了解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最初是一些模糊的传说。如《穆天子传》记载：“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2]据学者研究，“群玉之山”指的是叶尔羌附近的昆仑山；“西王母之邦”指的是今哈萨克草原上的部落；“旷原”指的是里海和咸海之间的大草原。[3]尽管此书传说成分较浓，但它毕竟反映了极其遥远的古代中国关于中亚的地理知识。张骞出使西域，报告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黎轩十国情况，为中国史料中关于中亚以及以西诸国国情确切的报告。对中亚有更为详实记述的还是亲历中亚的唐代僧人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就记载了“大清池”（伊塞克湖）、“素叶水”（楚河）、“窣利”（粟特）、“白水城”（今齐姆肯特）、“呾逻私城”（江布尔）等地。18世纪中叶清王朝统一新疆，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北准;而外地则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4]其中,天山和葱岭（即帕米尔）是纲。所谓“南回北准”中“南回”，指的是居于天山之南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准”指的是游牧于天山之北的准噶尔。“左右哈萨克”，指的是哈萨克的大玉兹和中玉兹。当时乌兹别克商人多从费尔干纳的安集延来新疆，因此在清史料中将乌兹别克称“安集延”。“布鲁特”是当时清史料中对吉尔吉斯人的一般称呼。“爱乌罕”，即阿富汗。魏源此说是清王朝面对中亚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剑桥晚清史》说：“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指新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5]清朝将中亚及南亚的一些部落、汗国、土邦视为自己的属国，维系这种宗藩关系的基本政策是，不派兵、不设官、不征税，“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只要各部“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端”，即“不加兵骚扰”，[6]同时既不过问各部间的纠纷，也不介入其间的战争。例如，1767年，哈萨克与霍罕交战，哈萨克阿布赉汗遣使求助于清朝，当即遭到清乾隆帝的拒绝：“尔哈萨克、霍罕等，皆系归服朕之臣仆……岂有助一臣仆攻一臣仆……此事断然不行。”[7]再如，1809年，霍罕伯克爱里木在从哈萨克手中夺取塔什干后写信向清朝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报喜。那彦成当即发文训斥：“你乃一小夷，理当保守地方，安养民人，和眭邻境，安静住居。你若累累强占别处，你将来定吃大亏。”[8]18世纪中亚各部间虽有相互攻伐，但居所大体已定。哈萨克三玉兹在北部草原，乌兹别克三汗国在南部绿洲，吉尔吉斯各部居于天山至昆仑山的山区。19世纪初霍罕汗国强盛起来。1808年从哈萨克人手中夺取塔什干。1827年向北部布鲁特、哈萨克的游牧地区扩张，在楚河流域建一土堡皮什格克，并试图挑动布鲁特、哈萨克之间的争斗。清朝史料中有两件文书报导了当时发生在楚河流域的“皮什格克”争端。其一道光七年十二月辛巳（1828年1月26日）敕谕哈萨克公阿布拉：……据阿不拉禀报称：今年秋收后，霍罕伯克带人在皮什格克筑城，寄信给哈萨克前去游牧。并未允从，……情词恭顺，具见悃诚。自尔祖父投诚天朝，世笃忠贞，甚为出力，朕所深悉。尔游牧地方，距霍罕甚近，霍罕带人在皮什格克筑城，尔能深明大义，不肯前住，朕甚嘉焉。……[9]其二道光八年六月癸酉（1828年7月15日）谕军机大臣等：德英阿等奏《查明霍罕在皮什格克地方只筑土堡，并卡内安静情形》一摺，霍罕所筑之城，既据查明只系土堡，且在布噜特境内，距那林换防巡边大路尚有数站

哈密地区教育局编：《哈密地区教育志》，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29]《清德宗实录》卷二九九，光绪十七年七月壬申。[30]〔清〕和瑛：《三州辑略》卷六《学校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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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薛小林内容提要“西州”及“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划分天下的“分域说”或“五州说”，只是汉代人一种习惯上的用法，每一州所指区域并不确实，但在大致范围上还是有共识的。“西州”最初专指益州地区，但是随着西北边疆之开拓，“西州”所指渐延及凉州、朔方；由于西北一隅对两汉国势的影响远大于西南地区，“西州”概念的重心渐次转移到凉州、朔方地区了。“西州”是两汉时期经常出现的地域名称。成帝在册免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王莽敕哀章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2]。割据陇右自称“西州上将军”的隗嚣“名震西州，闻于山东”[3]。郑太说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4]。但在上述各例中“西州”指代的范围并不一致，表明其“地理观念”在两汉时期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第一是所指区域的扩大，最初“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随着汉武帝开拓西北边疆，“西州”所指称的区域扩及西北凉州、朔方地区；第二是观念重心的转移，东汉之后人们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减少，反而主要用来指称后进的凉州及朔方。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不惜代价地经营朔方、陇右、湟中、河西地区，兵锋更是远及西域，西北一时成为历史之重心；两汉之际西州地区的隗嚣、窦融、卢芳在光武的统一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东汉愈演愈烈的“羌患”更是耗尽东汉国力，“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5]；在平定羌乱中形成的羌胡化的西州兵团，在董卓的带领残破两京，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西北地区的经略及西北局势的演变，与两汉国势之走向密切相关，西南地区在这方面的影响就弱很多了，东汉之后“西州”观念之重心转移到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只有王海先生在《秦汉时期“北边”略说》中简单提到“西州”概念：“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6]。王先生的定义有待完善，而且，欲厘清汉代的“西州”观念，需要将之放入与“南州”、“北州”、“东州”、“中州”类似观念的框架中整体理解。我们相信，对两汉时期“西州”观念变迁的理解，可以为我们理解两汉时代的边疆与民族、地域与文化等问题提供若干帮助。一“西州”的构词及其政治文化意义“州”字，《说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7]“州”的原始意思是指一种水周绕其旁可供人们居住的地形，初民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可避洪水灾患，亦可方便灌溉。由于州是一块块被水环绕的独立地域，彼此分界清楚，所以它又有“区域”的意思，一块水中高地构成一个区域，一“州”就是一个区域。“九州”最初大约就是指在晋、陕、豫交界处多个大小不等的被河川环绕的高地，“九”并非实指，表示“多个”的意思，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后来文明扩展至整个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九州”被人们扩大使用，将已知的文明世界划为九个区域，“九”成了实指的数目，九个“州”合起来就是天下。“州”在春秋时期可能是城邦国家的一级地方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划的地方行政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度地》：“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这种整齐化的设计未必曾经实行过，其上下属关系也未必如此或如彼，但是“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反复出现，我们应该相信有其历史与现实的依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在败给秦国之后“作州兵”，其实就是征兵的扩大化，春秋时期本只有贵族和国人才有资格执干戈卫社稷，晋国在惨败后急需补充兵源，于是“作州兵”，把征兵的范围扩大到国人之外的野人[8]。春秋时期贵族和国人居住在国都及近郊，其外则是各个被征服的野人聚居地，“作州兵”就是征发野人当兵。这样看来，“州”是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地方行政单位，郑玄在注《周礼》时引《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国”——“郊”——“州”构成一个城邦国家的范围，但这种区别不仅是地域的差别，也不仅是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包含文明程度的差异，“州”只是政治核心区域的外围，泽被的文明程度不是那么的高，但仍然是政治控制力所及的区域，城邦国家能够征发这里的人当兵。“西”表示方向，是四方之一。两汉时期除了有“西州”之称外，还有北州、东州、南州等四方的其它方向与“州”搭配而成的地域概念。殷商时期已经有较成熟的四方观念了，论者已多，不复赘述。[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方之所以成为四个方向，是因为要相对于一个中心而言，四方作为四个基本方向，它们是由一个中心向外发散而形成的，由四方内聚则汇集到这个中心，“四方”与“中心”构成一个意义系统。邢义田先生指出：“商人以方位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南西北四方为特色”[10]。孙家洲先生在讨论汉代的“区域“概念时指出：“在某些明言‘四方’的场合，实际暗含着‘五方’的意蕴，即以‘中土’为核心分置四方。究其成因，大概有两条：其一，出于一种政治地理意识。‘中土’的概念在周初经营洛邑时，就已经非常明确；秦汉时代视首都所在地为‘中土’，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汉人明言‘四道’，颜注指出其为‘据京师而言’，实际构成了‘五方’，是深得汉人思想真相的。其二，受‘五行’与‘五方’相配合的阴阳家影响所致”[11]。“西州”之构词，要素之一是方位，要素之二是地域，与北州、东州、南州、中州一起，构成了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区划方式。四方周绕中心的政治格局非常源远，中心、四方构成内外的层次。《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罔敢湎于酒”。这里提出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商王直接统御的地区，外服是与商王有统属关系的诸侯或是臣服部落控制的区域。在外服之外，还有不臣服或是敌对的部族，称为“多方”。“内服——外服——不臣服”构成了一个内外有别的层级政治结构，王爱和先生指出：“晚商的政治中心地位，正是通过诸多异族政体的包围而突出的。商邑的地域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前者被称为‘中商’或‘中土’，包括商祖先所居住的都邑、现行都邑以及王族猎区。‘外服’包括‘四土’，即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侯领地。中心和其外围进一步通过‘多方’来界定。居住在四土之外的‘多方’通常是与商相对的异族政体。从这一点来看，‘方’代表‘他’和边缘，与‘我’的中心相对照，异族的‘他’衬托出同宗的‘我’”。[12]商代政治秩序的核心特征是内外逐层区分，从中心向四方逐层发散，离中心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对其的政治控制力度就越弱。这一结构后来演变为五服、九服模式，所谓“内京师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这个政治模式的体现。汉代的政治内外层级结构自然是继承了商周模式，中心是三辅、三河，外围第一层是东州、西州、北州、南州，这里施行郡县制，中央控制力较强，拱卫京师，是“诸夏”世界，属于化内之地。在这个圈层之外则是由东域、西域、北域、南域组成的另一个圈层，是化外之地，汉朝对之仅实行羁縻统治，夷狄居焉。王子今先生指出：“现在看来，‘西域’、‘东域’、‘北域’、‘南域’，都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控制的边远地区。”[13]构成“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州”字固然不是其原始的意义了，但是与从原始义发展出的两个义项密切相关。第一个义项是“文明世界”，“茫茫禹迹，化为九州”，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这样的区域是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之外则是蛮夷野兽杂处的荒莽之地。“九州”组成的世界是化内之地，之外则不论矣，“五州”的“州”毫无疑问吸取了“文明世界之组成部分”的意思，“五州”与之外的“四域”的差别，首先是文化上的，其次才是地域和民族上的。第二个由原始义发展而来的含义是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区划的“州”，是诸国政治中心的外围野人聚居区。降至秦汉，国人野人之分早已泯灭，所有人都成为专制皇权统治下的编户齐民，郡县乡里制的普遍推行也使得作为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州”制不复存在，但是作为“毗邻政治中心区的地域的单位”的含义却遗留到“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序列中了，他们环绕毗邻在“中州”四侧，共同构成了汉家“天下”的范围。“五州”的划分，显然是受到了“九州”区划方式的影响，但与“九州”系统却有实质上的区别，九州之划分是依据各个区域的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特征，“五州说”则是在确立了政治中心区域后，以向四个方向发散的相对性而划分的，这个“五州”与“九州”其间的差异是本质上的，相对而言，“九州”与“十二州”的差异则是表面上的。二两汉“西州”观念的变迁西汉时期人们用“西州”一词来指称益州地区，《汉书》中“西州”一词四现，均指益州地区而言。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侧然伤之，数以问君，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4]这里的“西州”指广汉郡所在的益州地区。《汉书·孙宝传》：“会益州蛮夷犯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蛮夷安辑，吏民称之”[15]。这里说孙宝著名西州，是因为他曾在鸿嘉年间广汉群盗起时为益州刺史，奏免不任职的广汉太守，并亲自谕告群盗，消弭叛乱，为益州吏民所感怀，此时益州又有事发，朝廷派遣他去处理。王莽抑夺下权，“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16]。哀章为广汉郡梓潼县人，此处之“西州”无疑是指益州。两汉之际，控制凉州的隗嚣，史籍说他“名震西州，闻于山东”，此处的“西州”就不再指西南而是指西北地区了。当时隗嚣掌握着羌胡劲兵和边郡骑兵，自称“西州上将军”，这里的“西州”当然是指凉州，但这种用法在西汉后期就应当已经出现了。与“域”不同，“州”是中央直接统治的政治核心区外的第一个圈层，当汉朝逐渐在河西设置郡县之后，特别是贰师将军征伐大宛时，敦煌成为后方基地。张春树先生指出经此之役，人们对于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17]理论上说，人们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用“西州”来指称新开拓的施行了郡县制的区域。其具体时间我们已经不能考证，但是可以推论出其出现大约在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后期。在两汉之际，因为凉州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用“西州”来指称凉州地区的情形顿时多了起来。如马援与杨广书言：“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18]。窦融上书刘秀曰：“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桀遂复附从”[19]。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20]。申屠刚与隗嚣书曰：“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21]。杜林自凉州还三辅，光武拜为侍御史，“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这里的“经书”指的是“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22]。这些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而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两个例子，“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为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23]。荆邯此话是在向公孙述分析隗嚣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其目的是鼓动公孙述在天下未绝望之时出兵江陵、三辅以争天下，隗嚣的畏葸不前就成了反面的例子，“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指的是隗嚣手下的谋臣武将心向光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荆邯游说的对象是占据益州称帝的公孙述，而他言语中的“西州”指的却是凉州。更明显的例子是刘秀与来歙的对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24]”隗嚣控制着凉州，因为他的态度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理解成对付隗嚣更为合适，当隗嚣平定后，他方才“得陇望蜀”。章帝建初二年金城、陇西羌反，耿恭将兵镇压，其出陇西时上书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25]。这里将“西州”与“凉部”对言。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羌反叛，庞参于徒中使其子庞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26]桥玄为汉阳太守，“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27]。皇甫规上疏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28]。后来“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29]。以上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州”指凉州在天象中亦开始有所体现，《续汉书·天文志中》：“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30]。“西州”指代凉州地区的观念在当时已经纳入天人感应系统之中了，可见其深入人心。当然，用“西州”来指称益州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并不常见了，《后汉书》中这样的情况凡三见。廉范，京兆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庸部就是益州，“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31]。陈宠任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32]。《后汉书·方术传》载任文公者，“公孙述时，蜀武担山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后三月果卒”[33]。任文公是巴郡阆中人，他说的西州智士就是自己。如果将《三国志》、《晋书》中“西州”的用法做一检讨，这种趋势更明显。《三国志》中用“西州”指益州的用法仅两见，一为《高柔传》[34]，一为《是仪传》[35]。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书》、《吴录》、《江表传》中的“西州”均是指益州而言，考虑到当时三国分立，凉州地区是魏、蜀和凉州本地势力争夺之地，而与吴无涉。当时吴国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占据益州的蜀国，所以记录吴国本国史的史乘中见到的“西州”多指益州就很好理解了，这种情况似乎不能推翻“西州”观念之重心已经移到西北地区的观点。《晋书》中所见的“西州”，均是指凉州地区了。总而言之，西汉后期人们渐渐习惯于用“西州”来指称西汉中后期新开拓的凉州及其周边地区，尽管继续用它来指称益州地区的情形仍然存在，但这种用法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当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时，“西州”却已经用来专指凉州地区了。我们发现，随着河西地区的开拓和开发，郡县的普遍设置和最终凉州刺史部的成立，使得帝国西部的领土范围得到扩张，指称政治中心区之西部的国土范围的“西州”的指称范围自然会扩大。而且，因为凉州对两汉历史进程的影响应该说明显大于益州地区，所以，一方面基于前期的惯性，某些时候人们仍然使用“西州”来指称益州地区，另一方面，用它来指代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地区的用法渐渐多起来并后来居上，可以说，“西州”的地域观念经历了一个范围的扩大和重心的转移的过程。三“分域说”或“五州说”那么“西州”所指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地区？问题可以进一步扩大为，“西州”、“东州”、“北州”、“南州”、“中州”把中国分为五个部分，它们分别指代哪些地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的困难，一是因为资料有限，二是由于“五州”的区分方法，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习惯性用法，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别，各“州”所指区域多少存在差异。这种划分与依照国家政令进行标准分划的郡县制和十三州部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国家行政性的划分，所以边界必须清晰确定，而“五州”是民间而非官方的，是文化上而非行政上的，区划并不严格确定，因人因时而异。虽然如此，“五州”却各有一个大致稳定的范围，在最低限度上人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从而使他们在交流时不会产生误解，是当时人共同享有的一种对他们的世界进行某种范围区划的一般性知识。如果非要把“五州”中的某“州”与具体哪些郡县对应，与刺史部十三州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州对应，得出的结论必定是削足适履的。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五州”的范围做一个大致的厘清。在此之前我们先说明两则材料，以见“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用法的灵活性，或者说是不规范性。冒顿单于在致汉文帝书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36]。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完成了政治组织的质变，冒顿将松散了游牧联盟结合成为一个游牧帝国，东胡、月氏、丁零均被征服，此时又在追击月氏之时征服了西域，所以冒顿炫耀地对文帝说“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里的“北州”显然是指长城地带以北的匈奴帝国统治的区域，这是一种两分法的地域观念，以长城为界，南方是由汉帝统治的城郭之民，北方是单于统治的游牧之民，当时的世界是由汉、匈两强主导并以长城为界划分的两极格局，[37]冒顿在自称自己统治的区域为“北州”的时候，暗定了文帝统治的区域是“南州”。在这种两强鼎立的格局中，只有南北之分，没有容纳“东”、“西”的空间。当时这样的两分法，还有如“关东”与“关西”的划分，将汉家的天下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没有“南”和“北”的位置。其实，所谓东西南北，都是相对的，某地之民，相对于自己的北方，自身就是南方，而相对于自己的南方，自身又是北方。《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38]。流入益州的南阳、三辅之民被益州人称为“东州人”，编成的军队称为“东州兵”，南阳属荆州，属于“南州”，而三辅在西汉时期无疑是天下中心，东汉时期虽然迁都洛阳，但是三辅仍然属于司隶校尉部，即便后来因为西部沦落，扶风也被称为“西州”，但是与“东州”显然无涉，此处称三辅、南阳人为“东州人”的“东州”就不是“分域说”或“五州说”体系下的“东州”，而是一种相对性的用法，三辅、南阳相对于益州，自然是在东边了。这样的情形在史籍中只发现这一例，但揣之情理，这样的用法当不会少。两汉时期将中国五分，分别为“西州”、“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地域划分模式我们暂且名之曰“分域说”或“五州说”。先讨论“北州”，大略而言，“北州”所指的区域包括冀、幽、并三州。在光武众将的劝进书中述光武功烈：“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39]。邯郸是冀州重镇，拔邯郸对于定“北州”至关重要，可见冀州是“北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40]。常山郡属冀州，伏恭之学遂流行北州。《后汉书·彭宠传》：“会王朗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41]。王朗在邯郸称帝，于是传檄燕、赵之地，这里使用了战国政治地域的旧称。燕、赵之地主要就是并州、冀州和幽州。渔阳、上谷是幽州的两大重镇，其突骑为光武平定天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汉书·朱浮传》“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42]。后来朱浮与彭宠龃龉并促成彭宠之叛，史书说“朱定北州，激成宠尤”[43]，这里的“北州”，当主要指幽州。汉廷为了解除董卓的兵权拜他为并州牧，董卓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44]。这里的“北州”就是指并州。《后汉书·独行传》：“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45]。《后汉书·陈龟传》：“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家世边将，雄于北州”[46]。太原、上党都是并州重镇。“东州”主要指原齐地，包括青州、徐州、兖州和扬州的一部分。《后汉书·陈俊传》：“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47]。这里的“东州”明显指青、徐地区，即以前的齐地，“专征青、徐”与“东州新平”对应。永初之初，水旱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樊准上书曰：“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48]。于是朝廷派遣樊准使冀州，吕仓使兖州，开仓廪食，救济灾民。这里的“东州之急”包括了冀州和兖州，兖州是原齐地，属于东州没有问题，但冀州呢？前文不是论说冀州属于“北州”吗？如果站在洛阳的位置看，冀州在其东北方向，正如前文所说，这种“五州”的划分法并不严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称冀州为“东州”也可以说得通，但这种说法仅此一见，在大多数情形下冀州还是被称为“北州”。《后汉书·方术传》载班固为文荐谢夷吾曰：“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49]。《后汉书·郑均传》：“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50]。扬州的会稽、庐江都被称为“东州”，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说扬州就属于“东州”，因为有的时候提到扬州的豫章郡时称为“南州”。扬州在洛阳地区的东南面，有时称为“东州”，有时称为“南州”，或者有的地方称为“东州”，有的称为“南州”，都是可能的，随人因事而不同，这又一次证明了“五州”划分的不严格性。但是大体来说，齐国旧地的青、徐、兖州一般称为“东州”，扬州更靠海的某些地方，有时候会被称为“东州”，这反映了这种地域划分的不规范性，不像行政区划那样必须非此即彼。“南州”比较没有疑问的地区是交州、荆州。《后汉书·孝和帝纪》引《谢承书》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51]。交趾七郡的献物通过快马运往洛阳，而贵阳郡的临武县是贡道的必经之地。方物运到洛阳主要经过交州和荆州，毒虫猛兽出没的“南州土地”，就是指交州、荆州而言。桓帝时有诏书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52]。这里的“南州”指长沙、桂阳、零陵等郡，均属于荆州。《后汉书·张纲传》：“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53]。在扬州、徐州交界处活动的张婴等被抚平，于是“南州”晏然，这里是把扬徐间的一带称为“南州”了。《后汉书·黄宪传》：“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仇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54]。同一件事《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书》记载为：“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55]。袁奉高和黄叔度都是汝南人，汝南属于豫州，《谢承书》称汝南为“南州”。可见徐扬之间，豫州之汝南地区，也有被称为“南州”的情形。我们必须再次澄清，“五州”这种将中国五分法只是一种大致的、模糊的，并不是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只是习惯上的，没有官方行政性的规范规定，跟十三州部及郡县制的设置有较大的差别，我们在研究中用十三州的某州，或郡县制中的某郡来比配“五州”，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某些犬牙交错处尤其不容易说清楚，而且“东”、“西”、“南”、“北”这些方位具有相对性。虽然有上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在最低限度上“五州”所指区域在时人心目中能够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从而使得这种区域划分法能够得到使用和流行。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首先划分出“五州”所指的核心区域，“西州”主要指益州和凉州，“北州”主要包括并州、冀州和幽州，“东州”与原齐地大致吻合，有青州、兖州和徐州，“南州”的核心部分就是荆州和交州。“中州”则与司隶校尉区大致一致。不易判断的情况是扬州、豫州和朔方。正如前面讨论看到的情况，在提到扬州的庐江、会稽时，称之为“东州”，而在一个提到扬州豫章郡的例子中，又被称为“南州”。扬州地处东南，相对于洛阳所在的位置，扬州既是南方，也是东方，在这种不甚规范的区域划分下，称之为“东州”或“南州”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南方开发尚浅，每一个郡所辖区域辽阔，会稽包含了整个沿海地区，在最东边，而豫章与荆州毗邻，也许人们在提到会稽的时候称之为“东州”，而在提到豫章郡的时候称呼为“南州”。所以，处于洛阳东南方的扬州，有的时候可以被称为“东州”，另一些时候又可以称为“南州”。或者是，扬州靠海一边的郡多被称为“东州”，与荆州毗邻的郡则被称为“南州”。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出现混乱是允许的，要之，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这种混乱对于当事人理解对方的的话并不存在障碍。豫州在“九州”体系下处于天下之中，但是两汉在政治核心区都设有司隶校尉部，是天下之中心，在两汉“十三州”政治版图上的豫州之地位就远不如在“九州”体系下的豫州的地位显赫。豫州因为与司隶毗邻又偏在东南，所以郭太游汝南被称为到“南州”。但是豫州的大部分为河南之地，河南之地历来被称为“中州”，东汉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和文化重心的西移，颍川、汝南、陈留盛极一时，在一些场合这些地区如果被称为“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应的，随着西部的衰落，东汉中后期，三辅频遭羌患，渐渐沦落到被称为“西州”了。东汉时朔方并入了并州，董卓在上书中以“北州”称之，但是我们在史籍中只能找到太原、上党、雁门等郡称为“北州”的例子，而原朔方各郡在合并之前，甚至之后，是否被称为“北州”尚有疑问。虽然朔方诸郡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中之北，但是在地理环境、战略地位、社会风俗等方面与凉州更为接近，朔方之北地、上郡、西河更是与凉州的安定、陇西、天水以出善骑射的“六郡良家子”而著名。隗嚣以天水、陇西为基地割据控制凉州时，“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56]。虽然隗嚣以西州大将军的身份专制凉州、朔方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州”与朔方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安排，无意中体现出当时人对于区域或是政治地理的某种理解，朔方与凉州密不可分的关系。现有材料非常有限，我们无法说得更多，但是考虑到“五州”用法的随意性和模糊性，考虑到朔方与凉州更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排除有时候人们称之为“西州”，将它与凉州划入一个政治地理单元的可能。“西州”地域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时人根据自己时代的历史动向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地域观念，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初，“西州”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它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当“西州”地方力量成长到某个阶段，就并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了，渐渐地亦将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格，并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很快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而后来因为帝国“西州”战略方针的接连失误，帝国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失去平衡，“西州”军事集团的代表董卓进京，操控朝政，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从秦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完成了一个轮回。“西州”作为一个地理观念的意义，蕴藏在这个贯穿两汉的互动过程之中。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西域占卜术东传与北齐西胡化问题[1]谢振华内容提要北魏分裂后，每逢东、西交战，邺下先行“黄黑蚁阵斗”以占胜负。黄蚁代表东魏，黑蚁代表西魏，双方展开阵斗，存活方预示胜利。这是源自西域的占卜术，龟兹、拔汗那等国皆盛行以元日斗戏占验当年丰歉，原理与邺下相同。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含着西胡东迁的历史。5世纪末，嚈哒吞灭西域诸国，掀起了西胡内附的高潮；东魏建立后，高欢迁都邺城及招徕河陇边民，再次掀起西胡东迁的浪潮。东魏在晋阳侨置凉州抚慰新民，酋帅与魏末官僚化的商胡被吸纳进政权。多股西胡汇聚邺城，形成了内聚力强的胡人聚落，造就其文化优势，深刻影响了河北风俗。邺下占卜术与太原旧俗，既反映出底层社会的西胡化特征，又折射出北齐西胡化勃兴于东魏且有连续性，是衡量北齐西胡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北齐“西胡化”是陈寅恪率先提出的重大历史命题，旨在揭示西域文明对北齐乃至隋唐政治变局与社会演进的意义。“西胡化”是指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认为如果继续沉溺下去，“将会被西胡所同化，变成西胡人或西胡化人”；西胡“不仅影响到北齐的历史，而且影响到隋唐的历史”。[2]可见其揭示的“西胡化”概念，实为解释北齐隋唐历史变革的锁钥。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西胡化”的阐发与拓展，远逊于“关陇集团”“山东豪族”“河北胡化”“滨海地域”等。[3]这并不意味着“西胡化”题无剩义。笔者注意到，东魏邺下流行以黄黑蚁阵斗的占卜术，有学者认为其蕴含道教色彩，[4]然而，这种占卜术的原理竟同于龟兹等国的元日斗戏。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藏着西胡东迁的历史。诸多墓志提示，西胡存在两次东迁的高潮。史家侧重探讨邺下西胡的洛阳渊源，从而忽视了嚈哒东扩及高欢招徕的作用。东魏凉州与西胡密切相关，学界对此凉州歧见纷出，或以徒有虚名，或以侨置而有实土，却莫定所在。[5]因此，本文拟对邺下占卜术探绪求源，分析西胡东迁的两次高潮及背景，究明东魏凉州地望，进而评估北齐“西胡化”的程度。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努玛黑尔墓地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1]特尔巴依尔А.В.帕列科夫（А.В.Поляков）И.П.拉扎列托夫（И.П.Лазаретов）内容提要努玛黑尔墓地位于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乌斯特—阿巴坎区东部比加（Биджа）河右岸支流罗德尼奇克（родничк）小河右岸山前宽阔地带。本文概述2019～2020年的考古发掘，初步探讨墓葬结构、文化内涵和遗存的年代等问题。2019～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萨彦项目第一分队在А.В.帕列科夫的领导下对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и

来源：转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斯坦因中亚考察著作综述[1]张存良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斯坦因前后四次中亚考察的简要介绍，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他的相关著述，对这些著作的内容、学术贡献以及版本源流、中文翻译等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1900～1931年，斯坦因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活动，主要活动范围在印度西北部和我国的新疆以及甘肃西部。他的考察发现及其研究开启了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新潮流——简牍学、敦煌学和西域学，对我国传统学术由考据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整理斯氏早期中亚探险成果的背景下提出的。不过，近百年的学术史表明，我们对斯坦因等早期探险家及其著作的了解和研究，还显得比较滞后。现就斯坦因的四次中亚考察及其相关著述，做一简要梳理。一1900年5月至1901年5月，在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范围主要是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和民丰。1900年11月下旬，斯坦因发掘了位于和田约特干的遗址，获文物近百件；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上旬，发掘了和田北部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q，意为“象牙屋”)遗址，获文物约一百八十件，其中不乏珍品，如有明确纪年的唐代汉文写本残片及绘有佛教人物的木板画等；[2]1901年1月至2月间，斯坦因对尼雅河故道周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文物六百余件，包括佉卢文和汉文简牍，汉文简牍的时代多在魏晋之际，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西域史与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2月下旬，斯坦因发掘了安德尔(Ender)遗址，获文物近百件，大多是美术品，也有少量汉文、吐蕃文(Tibetan)、梵文(Sanacrit)写本残片，还有安德尔庙墙壁上的一条题记：“开元七年记/至建闻其兵马使死及四镇大藩/和大藩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3]，非常珍贵；4月中旬，斯坦因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遗址三分之一左右的围墙，获真人大小的佛、菩萨和众弟子以及侍从、护法、天王等泥塑作品91身，是研究古代和田泥塑艺术最为重要的资料。1901年5月12日，斯坦因返回喀什，休整后携所掠文物约一千五百件于7月初回到伦敦，结束了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分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4]斯坦因这次考察取得了巨大成功，所获文物之多、价值之大，均超出了他的想象。考察结束后，他立即撰写了《中国新疆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5]1901年在伦敦出版。在1902年于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他提交了这份报告，引起强烈反响，促成了国际中亚与远东探险协会的成立，各国探险者对中亚和远东的所谓考察活动，接踵而至。在前揭《初步报告》的基础上，斯坦因又撰写了《沙埋和田废墟记》，1903年于伦敦出版。[6]全书除长篇序言之外共33章，以游记的形式详细披露了斯氏第一次中亚考察的准备、经过、收获和经验总结等，公布了大量的考察日记、田野记录、私人信件等原始资料，这是研究斯氏第一次中亚考察的第一手材料。可惜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名著似乎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近一个世纪之后，此书才有了中译本。[7]第一次中亚考察的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1907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1975年美国纽约再版。[8]该书分两卷，上卷为文字部分，共15章，另有7个重要附录和78帧珍贵照片，详细公布了此次考察所获古代写本、简牍、壁画、木板画、木雕、泥塑、建筑、钱币、陶器等文物的发掘和保存情况。下卷为图版部分，共发表所获重要文物的黑白图版119幅及《和田及其周边地图》一幅。全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和三百多幅图版及地图，详细公布了斯坦因第一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对于这一地区，斯坦因说：“这里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9]随后这一区域引起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瞩目。此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和昆仑山脉地理勘测的正式开始，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该书上卷的7个附录是斯坦因约请当时欧洲的学术权威们对所获文物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具体为：沙畹《丹丹乌里克、尼雅、安德尔等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巴尔奈特、佛朗克《安德尔发现的古藏文写本和墙壁题记》；马尔古里奥斯《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希伯来文、波斯语文书》；卜士礼、拉普森《出土或收购的古钱币目录》；托马斯《关于和田的吐蕃文资料摘录》；丘琪《和田诸遗址古代灰墁标本检验报告》；洛克齐《和田地区沙子、黄土标本检验报告》。《古代和田》是斯坦因中亚考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精英中亚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该书的中译本迟至一个世纪之后才有的。[10]除上述三书之外，斯坦因还发表了数篇有关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论文，[11]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见中译本。二1906年4月至1908年8月，同样是在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年9月下旬他第二次来到拉瓦克窣堵波遗址进行发掘，10月下旬又前往尼雅进行发掘，12月上旬他抢在伯希和之前来到罗布泊(Lop-nōr)，[12]先是考察了米兰(mīrān)遗址，他接着发掘了楼兰遗址，获珍贵文物500件以上，然后他又返回米兰遗址，进行了大肆盗掘。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来到了敦煌，在附近的汉长城烽燧遗址，掘获了大量汉简，从中确定了中原到西域最早的西关——玉门关(Jade-Gate)的准确位置。5月21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在藏经洞整整挑选了七天时间，最后以40块马蹄银骗买了24箱各类文书和5箱纸本画、绢画和丝织品，[13]这是敦煌文书及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被盗，之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人，皆步斯坦因后尘而来。敦煌劫宝之后，斯坦因又考察了万佛峡石窟、嘉峪关、玉门关等遗址，11月10日到达吐鲁番，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系列石窟遗址，12月中旬又前往焉耆西南的舒尔楚克，对其周围的“明屋”遗址进行发掘，获大量犍陀罗风格的泥塑品。1908年2～3月，斯坦因考察队由北向南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和田，4月中旬又前往和田以北的达玛沟遗址进行盗掘，获得一批汉文、回鹘文(Uigur)及吐蕃文写本。8月初，斯氏送走了装满93只大箱子的文物，然后踏上回程，结束了本次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墟记——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纪实》[14]，1912年在伦敦出版，1987年在美国再版。该书共两大卷97章，80万字，以通俗的笔法详细地介绍了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全过程，将“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其中不乏正式考古报告中失载的一些细节和佚事，融资料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附有333幅珍贵照片，13幅彩版及全景照片，3幅测量地图，现在都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沙漠契丹废墟记》迟至2004年才有了中译本，名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15]分四卷。至于为何将原书名称改为现在这样一个书名，汉译本中只字未提。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报告是《塞林堤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16]此书是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考察后于1919年2月完成的，1921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1980年重印。它是斯坦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代表作。《塞林堤亚》共五卷，三卷正文近三百万字，第四卷为图版，共175幅，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第五卷为地图，共94幅，均为实地勘察绘制。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这些保存了当时历史原貌的图版及地图更是弥足珍贵，史料价值极高。该书正文共32章，详细地描述了一幅完整的自印度西北部至我国河西地区的古代文化图景，着重报告了他所考察的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包括西北汉简、敦煌文书、莫高窟佛教艺术以及河西地区的汉长城遗址等。书中以详尽的笔致和大量的图版将上述地区的有关遗址及其丰富珍贵的遗物展现于世人，从而揭示出中国西部汉唐时期的特有文明，揭开了古代中西文明交流融汇的神秘面纱；再现了汉长城的分布走势、保存情况和构筑特点；探讨了玉门关和阳关的地理位置；客观上使敦煌文书重见天日。[17]此外，书中还详细描述了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地貌景观和人种；探讨了该地区地理地形、历史变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等，在此基础上，他探讨遗址的分布、兴废和人口的迁徙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历史时期河流的水量、流向和流域范围以及改道、回流等沧海变迁的动态和规律；对有些遗址废弃的原因和进程、个别遗址重新开发的可行性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以及东方学者的西域学研究，而他所调查和发掘所获的第一手资料，还构成了上述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汉学研究成果。”[18]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位考古学家像斯坦因这样全面地实地考察过这一地区，获得过这么全面的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古代西域语言学、宗教与艺术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斯坦因以这部鸿篇巨著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轰动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正文之外另有10篇附录，是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对相关课题所进行的专题或综合研究。[19]一直到199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下，《塞林堤亚》才有了它的中译本，书名为《西域考古图记》(全5卷)。[20]另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要求，将其中相对独立的章节翻译出版了单行本，重在通俗易读，列在“西域游历丛书”之中，目前已出版了6种：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2000年10月；刘文锁、肖小勇、胡锦州译《踏勘尼雅遗址》，2000年10月；肖小勇、巫新华译《路经楼兰》，2000年9月；赵燕、谢仲礼、秦立彦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2000年10月；姜波、秦立彦《发现藏经洞》，2000年9月；巫新华、新华、张良仁译《穿越塔克拉玛干》，2000年10月。1921年，斯坦因将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所获的绢画整理为《千佛——中国西陲千佛洞的古代佛教绘画》[21]一书，在伦敦出版。全书48幅图版中近一半为彩版，并且附有英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罗伦斯·宾雍（Laurence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文本经典、考古图像与田野报告的互证[1]——张小贵《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及其他著作读后孙武军内容提要《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是张小贵在祆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力作。此著及作者之前两部著作在整体构架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呈现出各个主题齐步推进的格局。按照祆教教主及其他、祆庙、祆神崇拜、圣火崇拜、丧葬礼俗、其他习俗六个主题对三部著作进行考察，能够更为全面领略作者祆教研究的学术演变进程和内在逻辑理路。作者的文本经典等资料的精妙统合、源流贯通的专题研究、“作”“述”结合的学术风格等研究特色，为中国学者祆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张小贵《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2]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该著是作者在祆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力作。2002年，张小贵完成了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国际权威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的翻译工作，[3]标志着其真正迈入了祆教研究领域。20年间，除了新近著作外，作者还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为2010年的《中古华化祆教考述》[4]和2013年的《祆教史考论与述评》。[5]自1995年以来的近30年间，国内出版书名中出现“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专著8部、译著2部，[6]其中出自张小贵的为4部。目前张小贵有关祆教著作的主题可简单概括为礼俗、华化、中古中国三个关键词，而其译著的主题是现代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日常宗教仪式。简而言之，礼俗是贯穿张小贵祆教研究的一条主线。需要说明的是，“礼俗”一词并未出现在张小贵的著作标题中，该词的意旨是统摄在书名“华化”一词中的。所谓中古中国祆教华化（礼俗）的研究是作者在秉承博伊斯、蔡鸿生、林悟殊等著名学者学术理路与研究传统基础上的精耕细作与开拓创新。蔡鸿生不但提出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形态”说——“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为原教形态，中亚祆教为胡化形态，中国则可用华化形态来概括”，而且明确指出“唐宋祆教华化何所指呢？华化指的是民俗化、偶像化、功利化”[7]。张小贵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祆教的华化形态》[8]正是其践行学术理路的一系列研究的早期成果。本文以《中古祆教东传及其华化研究》为中心，兼及张小贵的其他论著（译著），全面考察其祆教研究的学术演变进程和内在逻辑理路，力图为中国学者祆教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西北边疆人地互动与环境变迁图景重建[1]——《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1757—1949）》评介张健陕西师范大学张莉教授的论著《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1757—1949）》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变化视域下，探索边疆地区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书除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之外，其主体框架由6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梳理了17~18世纪前期天山北麓的人地关系特征，着重回顾了清康雍时期对准噶尔用兵过程对天山北麓人地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在18世纪前期该地鲜有固定的游牧部落，资源利用程度相对较低。第二至第四章内容，分别基于3个时间断面（1757～1864年、1864～1911年与1912～1949年），以梳理土地开发的人文因素为主线。论述基于政区沿革、土地政策实施、人口规模变动与耕地面积扩展等具体指标展开，其最核心指标当属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以此厘清天山北麓区域土地开发过程；总结出了三个时间断面上突出的人文因素特征，分别为移民与垦荒、兵燹与复垦、引水与复垦。论述还涉及对多个历史事件相对详尽的复原与重建，为后续开展人文因素在人地关系演进中的驱动机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章内容在承接上述3个篇章就人文因素变动论证的结果之后，着重探讨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人口、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并基于巴里坤、奇台、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和玛纳斯6个亚区，分析整个天山北麓地区土地开发变化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第六章重点论述在人文因素影响下的玛纳斯河、呼图壁河及其湖泊等河湖水系演变过程，重建了三屯河—呼图壁河水系、玛纳斯湖水系变迁，以及呼图壁河中下游河道演变的过程图景；最后刻画了清至民国时期研究区景观的时空变化过程与特征。整体上看，本书研究内容之间逻辑关系清晰，资料引证与考订翔实，同时借助了多种研究方法。一、紧扣学科主题：历史时期西北边疆人地关系变化的探索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本质属性与研究主题，[2]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研究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关系内涵及演变特征，而人地关系始终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3]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背景下，本书研究内容聚焦历史时期人类活动这个关键要素，由此展开分析天山北麓不同子区域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特征与机制；其主题基于人口变化、政策实施等多种人文因素制约下的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变迁的综合研究。正如当前地理学所面对的人地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正在发生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转向由人类因素引发环境变化的发展阶段。[4]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正如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的，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自然界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更是其中的重点内容。而本书紧贴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地区人地关系议题展开，有助于认知和辨识当前天山北麓人地关系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对于解决当前研究区人地矛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人地关系研究领域，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地互动作用机理调控；[5]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社会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多尺度、多结构和多过程等特征，人地关系也就具有空间格局、时间过程和时空演化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6]这些涉及全球变化的研究趋势，为以人地互动作用及其时空演化为核心的历史地理学提供了研究机遇和挑战，而区域历史人地关系研究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容在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即探索18世纪中期至1949年天山北麓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和过程，以此问题切入，深刻辨识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要素之间互动机制，尤其注重在自然要素变动过程中，针对区域治理政策的实施与结果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综合考察。与此同时，针对研究区人口、耕地变动与环境变迁之间关系变化，采取了经典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横剖面法，以此重建研究区人地关系变化过程，可从发生学角度对当前该区人地关系问题及其历史根源做出深入解释，这也是本书的学术贡献之一。二、奠定研究基础：历史人口、土地史料考订及信息提取基于史料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是，针对史料所载人口与土地数量与结构信息的爬梳、考订和提取。就人口而言，无论是对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理论与背景的把握，还是利用计量统计或借助其他的插补方法进行历史人口数量重建，都凸显出人口数量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受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为了应对人口数据缺失的困境，在诸多历史时期人口研究中，通常借助与人口数量有关证据作为一种代用指标，例如人类活动遗址(城邑或墓穴）数量与规模、军队和车马数量、城镇行政等级、食盐等生活用品销量，以及借助灾荒赈济情形等进行估算。[7]因此，借助代用指标重建历史人口数量的结果当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书为了尽量避免以上问题，通过对研究区相关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采用历史人口学和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历史人口制度为切入点，梳理清廷对天山北麓户民管理与户口统计制度运作情况，重建乾隆至同治时期三个时间剖面全区人口规模。相比以往研究，该书不仅考虑赋役人口数量，而且注重区域总人口数量的重建。研究须搞清楚区域人口结构情况，而这又涉及各类民众史料整理及其人口估算，经过作者详尽摸排，认为天山北麓人口主要由驻防官兵及其眷口（包括满营兵与绿营兵）、户民、商民和遣户，以及园户、游民等多种类型组成；同时亦对当时不同时期的人口做了细致梳理。为了弄清楚驻防官兵与其眷口比例，作者通过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奏折，由其中两则乾隆四十二年的户数与人口数信息，认为驻防兵及其眷口之间的比例，满营兵约为1:4，而绿营兵比例不同时间存在相应变动，约为1:3.4~1∶3.9，通过这个比例可相对精准地计算其他时间断面人口总数。就土地利用而言，作者亦由土地管理制度着手，尤其是在制度运作过程中重建土地垦殖数量及其变动过程。具体由“屯垦戍边”垦殖政策切入，借助多种史料摸排研究时段内天山北麓土地垦殖状况，包括详细甄别耕地数量的隐报漏报、拆地分亩以及休耕等诸多详细情形，考订册载田亩数量的准确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重建耕地面积的精准程度。作者基于人口与土地数量与结构的重建结果，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天山北麓农业土地开垦及环境压力逐渐增强，以至于达到垦殖峰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区内也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纵观该书对人口和土地数量与结构的重建过程，看似非常细碎，却是精准估算历史人口数量变化及时空特征的必然要求，这反映作者抓住了影响历史人地关系变化研究结论可靠性的最关键依据，由此可见研究结论严谨程度较高。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稍有遗憾的是，若能结合史料和地图数据，绘制人口数量、土地垦殖的时空分布图，可以让重建结果精彩“落地”，也可让广大读者更清晰直观地理解与参考。三、历史图景复原：近300年来西北边疆河湖水系及其地理景观时空变化特征的刻画历史时期河湖水系变迁的复原与重建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河湖水系的演变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响应，基于此，作者通过刻画天山北麓河湖水系变化图景，结合人口与土地等影响要素，对18世纪中期以来环境演变过程及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作者系统整理了清代至民国的方志、游记、考察报告、历史档案和古地图等资料，利用遥感影像与1：10万地形图等现代科学数据，综合多次实地调研，绘制了不同时间断面的河湖水系分布图，譬如重建了近300年三屯河与呼图壁河水系、玛纳斯湖及其水系4个时空剖面上的演变图景。通过对比环境变迁影响因素，作者认为天山北麓环境变迁宏观尺度上的主导因素是降水量变化，微观尺度上则以人口与耕地变化等人文因素为主。不同时空图景变化序列的复原工作量相当繁琐，有助于理解西北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形成过程，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伴随人口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and

景教教堂Bema分布示意图根据叙利亚西北部丘陵地区的考古发现，早期Bema西面多呈半圆形，东面呈方形，整体平面近马蹄形。营建于4世纪的Qirq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唐前期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1]刘子凡内容提要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以役和杂徭为主。官府征发工匠上役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工匠除了在官府作坊中服役外，还被配去充驿丁、烽子等徭役性色役。西州民间工匠还会与百姓一同从事力役性的杂徭，而且也经常被征召杂使。新疆吐鲁番出土西州文书中，保存了大量与西州民间工匠相关的珍贵史料，这是我们研究传世史料记载以外的民间工匠生存状态的宝贵材料。专门利用吐鲁番文书探讨工匠的研究并不太多，比较重要的有冻国栋[2]和苏玉敏[3]的文章。魏明孔[4]、殷晴[5]等先生在探讨唐代工商业时亦有涉及。本文利用出土文书，对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进行具体分析，希望更清晰地勾勒出西州民间工匠的历史面貌，一窥其隐藏在历史碎片中的真实模样。唐代百姓承担的赋役，一般可以分为租、调、役、杂徭四类。虽然有学者已经提出，西州民间工匠有兼营农业的迹象，[6]但我们并未找到他们缴纳租、调的任何线索，工匠的主要赋役还应当是役和杂徭两种。因此，本文对西州民间工匠服役的研究，主要围绕役和杂徭两方面进行讨论。一、西州民间工匠的役关于工匠的役，《天圣令·赋役令》唐22条有如下之记载：诸丁匠岁役功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役日少者，计见役日折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其在路远之处须相资者，听临时处分。其丁赴役之日，长官亲自点检，并阅衣粮周备，然后发遣。若欲雇当州县人及遣部曲代役者，听之，劣弱者不合。即于送簿名下各注代人贯属、姓名。其匠欲当色雇巧人代役者，亦听之。[7]此条唐令是针对丁匠每年服役的工作量和上役、代役方法的规定。《贞观政要》对工匠留役有如下记载：顷年已来，疲于徭役，闗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番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8]据此可知，工匠的留役是以和雇的形式进行的。总之，唐代工匠的正役与普通之“丁”一样，是有严格的工作量规定的。《天圣令》对工匠征发过程规定如下：诸丁匠赴役者，皆具造簿，于未到前三日内豫送簿，尚书省分配。其外配者，送配处，任当州与作所相知追役。皆以近及远，依名分配。[9]以上规定强调工匠征发的计划性，其过程首先是主管工匠的官吏预先制造需要赴役的工匠的名簿，然后尚书省根据名簿将工匠分配到各个作所，在外配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工匠到达作所服役。虽然此条令文是针对中央官府制定的，地方官府征发工匠的情形应当也不会相差太多。州县官府大致也会与尚书省一样，依照提前造好之簿来分配工匠赴役。西州民间工匠的服役状况又是如何呢？以下便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探讨一下西州民间工匠的役的征发过程与种类。役的征发吐鲁番出土西州文书中，以下两件工匠名籍反映西州民间工匠的正役征发情况。《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上引两件文书虽然都是以职业分类登载工匠姓名，但在具体的书写方式上，却有一些不同。第一件《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主体都是以“右件人某匠”的方式书写职业。而第二件《唐憙安等匠人名籍》则是

来源：“首师大中国史学科”微信公众号摘要：德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组高昌回鹘晚期的印本《楞严咒》残叶，前贤多定名为《楞严经》卷七+科文。本文理顺其诵读次序，将前贤视为“科文”的部分比定为《楞严咒》咒文，并从版式、咒尾末章、正背关系三个角度，判断其应为课诵所用的《楞严咒》。反映出汉地佛教对于高昌回鹘的重大影响。关键词：吐鲁番文书；《楞严咒》；朝暮课诵；牵线体《楞严咒》是《楞严经》卷七记载的一则梵语音译的咒语。宋元以降，此咒逐渐成为禅林朝暮课诵的主要内容，受到僧俗两界的重视。在远离中土的吐鲁番地区，也有僧人讽诵《楞严咒》的遗迹。笔者在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一组被定名为“楞严经卷七+科文”的印本残叶，应为禅林课诵所用的《楞严咒》实物。此组残叶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仪轨、宋元时期的禅林课诵均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谫陋，试对此残叶的内容及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一、残叶录文及复原（一）录文在德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组残叶，正面为印本，背面为写本，编号为Ch2360、Ch3191（T

American，July,1953，pp.2.(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校：王文洲审校：宋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学术研讨会综述*徐玉娟2023年10月7日，新疆师范大学隆重举办了“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气象局、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部分中方团员的后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2篇，与会学者围绕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丝绸之路史地研究、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三大议题展开报告。兹将主要研讨内容分述如下：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关涉科考团成就、成员贡献的文章近20篇，对推进科考团研究多有裨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科考团采集品的主要收藏单位。近年来，对国博所藏科考团文物和文书的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仍以某一具体文物、文书的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对国博所藏科考团文物的总体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李守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物来源考略》一文，对国博所藏4000余件科考团文物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让学界得以窥见国博所藏科考团文物的全貌。华南师范大学张弛《新疆博物馆藏“黄文弼第四次新疆考察（1957—1958）”所获文物》，则以新疆博物馆藏、未刊于《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中的黄文弼所获文物为研究对象，结合黄文弼第四次新疆考察的过程和成就，首次向学界介绍了黄文弼本次考察采集品的整体情况。在长达8年的考察历程中，科考团在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气象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孙承晟《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古生物学研究》结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发展的背景，梳理了科考团古生物学考察与研究的进程，尤其是瑞典学者那林、布林，中国学者袁复礼的成就，进而揭示科考团在古生物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内蒙古额济纳旗历史文化研究会李文清《额济纳历史上的第一座气象站》，细致回顾了1927年10月至1929年10月间，马叶谦、钱默满、生瑞恒坚守在科考团最早建立、存在时间最长的固定气象站——葱都尔气象站，圆满完成气象观测任务的过程，展示出科考团在气象学上的成就。关于科考团成员个案研究，主要有内蒙古额济纳旗档案史志馆李靖《黄文弼在额济纳地区的考古调查活动》，文章结合作者的调查经验，对黄文弼于1927年9月15日至11月3日间在额济纳旗的考古路线和探察工作，尤其是在黑城、葱都尔、双城子等地的考察细节进行了还原。北京大学朱玉麒《黄文弼与罗布淖尔汉简》针对黄文弼晚年受到质疑甚至批判的罗布淖尔汉简归属问题重新展开讨论，将相关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北京大学陈瑞翾《焉耆特殊论——从黄文弼所获梵语文书说起》对黄文弼所获焉耆梵语残经文书进行了释读，提出焉耆佛教在性质上有别于龟兹佛教的一种假说。新疆师范大学李梅《考古领域的政治对话——以黄文弼为观察视角》，以黄文弼在西北考察途中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尊严的事例，阐释了以黄文弼为代表的知识界肩负科学与爱国使命的政治觉悟。与会专家还关注到之前学界鲜少研究的科考团成员，展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陕西师范大学韩香《一位瑞典医者的中国西北科考之旅——郝默尔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综合运用科考团成员的报告、日志、回忆录，还原郝默尔作为一位随队医生，在科考团兼职体质人类学调查与生物采集的西北探察经历。新疆师范大学刘长星《哈士纶对土尔扈特部的考察与研究》梳理了科考团驼队副队长、翻译哈士纶在做好后勤工作的同时，对土尔扈特部宗教习俗、历史文献的考察与研究成果，不仅为科考团研究打开新的视角，也为20世纪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宁燕《丁道衡新疆考察事迹钩沉——以新疆档案馆馆藏史料为中心》,利用相关档案中记载的丁道衡赴喀什考察、赴乌恰县安鸠安矿区考察、赴美留学三件事，为还原丁道衡西北科考期间的诸多细节提供了事实依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秦素银《徐炳昶与鲁迅》依据新出版的《徐旭生文集》等资料，细致勾勒科考团中方团长徐炳昶与鲁迅在书信往来、学术交游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新疆师范大学吴华峰、徐玉娟《文学家的另一面——刘半农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详细阐述了在科考团组建和考察过程中，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半农多番协调、多方交涉，为科考团付出的努力与心血，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科考团事业的积极回应。这两篇文章也从侧面展示出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力。二、丝绸之路史地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次研讨会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角度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科考团在丝绸之路上的考古成就斐然，开启了中国科学、自主考古的新时代。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吐鲁番洋海墓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通过对洋海墓葬的分期研究，结合环博格达山地区发现的其他史前遗存，分析了洋海文化和苏贝希文化遗存在墓地布局、墓葬制度、彩陶特征等方面的不同，认为可将洋海墓群青铜时代的遗存命名为洋海文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王博《公元前8世纪—公元8世纪的新疆阿尔泰山地考古研究》对公元前后阿尔泰山地东西两区域的24处墓葬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分期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刘学堂《庙底沟文化彩陶纹样释读中的几个问题》对鱼鸟象征纹样彩陶系统进行了考察，以此推证其在中国北方彩陶体系中的主流地位，以及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连接欧亚大陆、历时两千余年的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也是本次研讨会考察的焦点之一。西北大学裴成国《从朝贡贸易到队商贸易》概述了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主导模式由汉代的朝贡贸易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队商贸易的历程。新疆师范大学巴·巴图巴雅尔《从边疆到内地——卫拉特熬茶之路初探》，将丝绸之路的分支——熬茶之路分为三条线路，以论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师范大学赵丽君《晚清至民国时期京新商路的历史考察》以晚清至民国时期京新商路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商路的站点、货品、运费和购销方式，反映了该时期内地与新疆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交流。佛教文化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与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融有着深远影响。敦煌研究院武海龙《北凉译经与高昌佛教》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译经名称、数量、时代等方面的考证，明确了北凉译经在古代高昌地区的传播、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彭无情《汉传佛教在高昌地区的历史演进》揭示了高昌汉传佛教经历戊己校尉、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和高昌回鹘王国五个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学界对古代西域文化多元一体的认识。三、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文献研究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领域，与会专家从西域出土文献、传世典籍等多个维度展开广泛交流讨论。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王旭送《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孝经注〉残叶跋》，通过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孝经注》残叶的研究，证实东汉末年郑玄注《今文孝经》并无章题，并且明确了北宋时期日本僧人进献《孝经》郑玄注的时间。北京大学范晶晶《从〈大随求陀罗尼〉看小勃律与长安的佛教文本交流》，对沣西西安造纸网厂出土的印绘梵本《大随求陀罗尼》进行释读翻译，钩沉小勃律与长安的佛教文本交流问题，弥补了学界对梵字陀罗尼研究的遗憾。西域传世典籍一直是西域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和探索课题，在传世文献中挖掘新问题可以促进古文献的研究。北京大学王一丹《乾隆〈御制诗文十全集〉中的“帕尔西语（波斯语）”词汇》系统梳理了《十全集》中的波斯语词汇，通过辨析词源、词义，讨论其蕴含的历史信息，探索我国新疆南部地区与中亚、波斯之间的联系，及以乾隆为代表的清廷统治者对西域的认识。新疆大学吴轶群、迟展《〈大清一统志〉新疆资料研究三题》对比三部《大清一统志》中的新疆资料，厘清《大清一统志》的编修群体，分析乾嘉两志所收职官数量、政区与职掌两方面的差异，为研究者理解清朝治理新疆制度体系的历史变迁提供新的思路。西域文学植根中华文化土壤，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独树一帜，颇具地缘特色。新疆师范大学马晓娟《古为今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中的历代西域行游记之成就价值》，将历代西域行游记作为丝路文史的记录者与传播者，其丰富的内容、连续的记载，为当今文化润疆和边疆建设提供借鉴。新疆师范大学宋晓云《论“西游”对马祖常诗歌创作的影响》论述马祖常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河西并游历西北后，其诗歌在诗歌体式、创作心态与情感表达、诗歌类型、诗风呈现上的变化，以及对元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周燕玲《清代西域幕府文人群体综论》将以“废员”为主要构成的西域幕府分为三个时期，论述西域幕府文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弥补边疆人才缺失的作用，成为西域文学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本文为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现代西北科学考察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黄文弼中心）编校：杨春红审校：宋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综述[1]林丽娟内容提要20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多处先后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主要发现于吐鲁番、敦煌、黑水城、北京四地。本文尝试按照出土地点依次介绍中国境内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之概况和研究史。总的来说，这些文书断代较早，文体丰富，对于叙利亚文献史、中国早期基督教史和中西交流史等领域具有珍贵意义。自2021年以来，我国考古学家重新对吐鲁番西旁景教修道院展开系统发掘，新发现为数众多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残篇。本文所做研究综述，旨在充分介绍和吸收前人成果，加速对于新出土文书的释读和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多地先后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景教[2]叙利亚语文书。由于叙利亚语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景教的礼拜仪式语言，这些叙利亚语文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早期基督教史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鉴于这些文书目前多处海外，在多国有复杂的研究史，在对这些文书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有必要首先对相关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本文即对于中国出土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综述。总的来说，中国的叙利亚语文书主要来自四个地点：吐鲁番、敦煌、黑水城、北京。其中，吐鲁番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可大致断代于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而其他三地所发现叙利亚语文书主要被断代于蒙元时期（13～14世纪）。本文将按照发现地点依次介绍中国境内出土叙利亚语文书的概况和研究史，而由于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数量最多，收藏史和研究史最为复杂，故本文将该地文书的情况放在最后来介绍。一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5期。新疆托库孜萨来古城遥感考古研究钱静轩内容提要：新疆托库孜萨来古城是塔里木盆地西北缘的重要古代城址。2018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喀什地区文物局联合对托库孜萨来古城进行实地踏查和无人机低空航测。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以往的研究资料，利用遥感影像分析手段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规模和形制进行了初步复原，绘制了平面复原图。古城分为南城和北城两个部分：南城是古城的主体，由内城、外城和大外城构成，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北城临河而建，是一片面积较大的居住区，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水源条件，周围还存在大规模农业种植区。结合唐朝对西域的经营方略来看，古城现存的形制布局应当形成于唐代。本文旨在整合不同尺度的考古时空信息，对托库孜萨来古城进行数字化重构，对于充分发挥遥感考古的独特视角，拓展遥感技术方法在西域古代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舒克市北约13公里，西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紧相毗邻（图一）。古城地处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的下游地区，背靠托库孜萨来山，南面图木秀克山（图二:1）。这两条陡峭的石岭断续相连，大略呈一字型走向由西北往东南延展，纵列于西南天山的山前地带。古城傍山而建，地势险峻，迄今尚有部分城墙屹立在数十米高的山梁之上（图二:2）。与其相对，在图木秀克山的北端矗立着图木舒克佛教遗址（图二:3）。“托库孜萨来”是当地群众对古城的通俗称谓，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意为“九座宫殿”。据清朝末年编纂的《新疆图志》记载，有人曾在城内挖出过开元通宝，故而古城又名唐王城[1]。但有关这座古城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匮乏。图一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清乾隆年间西域之“玛哈沁”王启明内容提要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过程中，有一批逃入山林的民众，他们为生活所迫不时外出抢劫，他们被清军称为“玛哈沁”，此词蒙古语意为“劫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演变为准噶尔蒙古的代名词。乾隆年间，有关清军平定准噶尔的文献记载中频繁出现“玛哈沁”一词，当代《蒙汉词典》将maxʧin（玛哈沁）解释为肉食动物，或旧指生番。[1]“生番”在明清两代主要指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并不仅仅局限于新疆。[2]关于“玛哈沁”的确切含义，纪晓岚有过精辟的论述：“玛哈沁者，额鲁特之流民，无君长，无部族，或数十人为队，或数人为队；出没深山中，遇禽食禽，遇兽食兽，遇人即食人。”[3]“日色薄暮，似见隔涧有人影，疑为玛哈沁，（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营伍中袭其故名。）”[4]显然，“玛哈沁”意为劫匪、强盗等。这些人基本上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后的准噶尔部残余势力，因时常外出抢劫，所以被称为“玛哈沁”。近来，齐清顺先生对“玛哈沁”的情况有过研究，[5]但相关细节还有探讨的必要。玛哈沁之活动，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闰九月，[6]最晚应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月。[7]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玛哈沁常出没于乌鲁木齐、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伊犁等地。[8]据《清实录》记载，玛哈沁的活动地域尚有巴里坤、珠勒都斯、托克三、呼图毕、罗克伦、昌吉、塔尔巴哈台、乌陇古、赛哩木、阿克苏、库车、铿格尔等处，但主要集中在便于藏身的天山山区一带。至于玛哈沁的日常生活状况，阿桂与一名被抓获的玛哈沁的对话颇为形象：“诘其何以得活，曰：‘打牲为粮耳。’问：‘潜伏已久，安得如许火药？’曰：‘蜣螂曝干为末，以鹿血调之，曝干，亦可以代火药。但比硝磺力少弱耳。’”[9]玛哈沁的艰辛生活可见一斑。显然这种生活状况不能保障其生计，因此他们四处活动，甚至抢劫清军台站军资。由于台站一般居交通或战略要地，事关清军在西域的军事行动，乾隆帝遂下令“务将藏匿玛哈沁等尽行剿杀以清道路”[10]。下仅举“色布腾戕害德舒案”以窥其端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永贵奏：“德舒行至赛哩木之阿勒坦和硕，遇厄鲁特百余，杀伤官兵，德舒中枪身故。”[11]清军当即前往追剿。十月永贵奏报：“搜捕玛哈沁等至阿勒坦和硕山岭，虽有贼踪，计逃去已十余日，雪盛不能前进，请俟来春选兵千余名前往追袭等语。”[12]此奏受到乾隆的斥责，令其继续追剿，并沿之前舍楞逃往俄罗斯的路线进行堵截。[13]同月清军获霍集占首级，大兵即将凯旋，清军暂停了追剿行动。至次年正月，乾隆立即传谕舒赫德等来京，就搜捕玛哈沁一事指示机宜：“务期弋获，一举廓清。”[14]清军这次行动不仅扩大了搜捕范围，还在库车一带通往北山之处安设卡座，防范玛哈沁越岭侵犯回人地界，乘间盗窃台站马匹。[15]经过这番周密的布置后，阿桂部下终于在阿圭雅斯寻有贼踪，取得了“收获男妇二十六名口”、“沿途共杀贼三十余名，得马三百五十余匹”的战果，并弄明了戕害德舒的凶手为色布腾、霍济格尔等的重要线索。[16]清军八月“二十五日抵额尔齐斯，哨探人等捉生询问，知色布腾等已入俄罗斯，随追至俄罗斯之铿格尔图喇，向玛玉尔等索取。”[17]经过一番交涉后，俄罗斯“将玛哈沁色布腾等一百余人及军器马匹等物全行送出”[18]。年底，色布腾被解送至京，“讯系前在阿勒坦和硕，戕害库车办事布政使德舒等属实，交刑部正法。”[19]至此，这场历时一年四个月，跨越天山南北，牵涉中俄交涉的色布腾戕害德舒案终于告破。清朝对玛哈沁的政策有一个转变过程。大体上以乾隆二十三年为界，逐渐由此前的以剿灭为主转向招抚安插。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富德等擒获厄鲁特巴图、巴布奇等户口，将巴图孟库、伯勒克留为向导，余俱解送巴里坤等语。昨谕将来降之厄鲁特等赏给产业，归入绿旗兵丁内差遣，特旨诚心降附者而言，其兵力擒拿者不在此例，此次解送之厄鲁特家口系拿获之玛哈沁，著照从前谕旨，送至肃州等处办理。”[20]据此可知，清朝对诚心归附的厄鲁特妥善安置，且对抓获的玛哈沁也不再简单杀戮了，或利用他们作为向导继续追捕其他贼匪，或“送京备赏”[21]等等。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招抚安插的政策更为明显，[22]很快便有众多玛哈沁来投，阿桂遂将他们妥善安插。[23]“今正值天寒雪盛，玛哈沁等无处栖身，必四散奔走，自应不时派兵搜捕，但搜捕亦岂能净尽，今伊犁现议编设佐领，管束厄鲁特等，仍应广为招抚，俾其来投，可以肃清地方，并省派兵搜捕之力。著传谕阿桂等出示晓谕，此时玛哈沁等能悔罪来投，即行收养，若负固藏匿，则擒杀无赦，于各处要路张挂，悉使闻知，可酌量办理。”[24]甚至戕害德舒的色布腾部众，也免其正法，酌量归并安插。[25]且“将回人收养之厄鲁特，官为买出，送伊犁安插”[26]。至此，清朝已将他们视为如同内地的“编户齐民”。得益于这一政策的调整和实施，玛哈沁在西域的抢劫活动便基本停止。“玛哈沁”作为乾隆年间西域出现的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为稍后流放西域的纪晓岚所采摘，并成为日后《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奇闻轶事之一。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1]西域史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组2023年，我国西域史领域全年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70余部，现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考古四个方面择其要者评述如下。政治史自汉代起经营治理西域是王朝、政权的大事，本年度西域政治史研究高度集中于此。汉代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进士军阀的思想与实践——段金生《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评介许建英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博士所著的《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一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正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该书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较系统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对于近代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地方主义的勃兴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20世纪上半叶，地方主义急剧发展，逐步形成了割据各省的军阀政治格局。杨增新就是众多军阀中的一员，并且是唯一的一个进士出身的军阀，又以其“认庙不认神”及弱兵等思想，在民国军阀中独具风格。加之新疆重要的地缘战略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因素，使得杨增新在新疆的施政颇为学界关注。该书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就对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的研究现状做了较充分的梳理，并对如何更深入地研究杨增新提出了较深刻的见解；[1]其硕士论文有的放矢，针对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加以补充、完善，最终形成此书。笔者以为，该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首次系统阐述了进士军阀杨增新的思想近代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是一个“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的背景下，对像杨增新这样曾任一省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新疆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的研究，大都着力于其事功，尚无全面分析杨氏思想理念的成果；此外，已有研究成果对杨增新“无为而治”思想等方面的论述不够精准。该书作者认识到，杨增新的思想与其事功二者间联系密切，一方面他的事功可清晰体现出其思想认识之轨迹，另一方面其思想认识则深刻影响着他事功之进程，因此系统考察杨增新的思想至为必要。该书对杨增新的政治理念进行了全面考察。书中指出，杨增新具有“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念，他主张国家统一，积极抵制外部势力对新疆的干涉。在统治方略上，主张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霸王道杂之”的治理理念。他认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反映出他对西方学理认识的局限性。书中还指出，杨增新对民族与宗教的认识，是他对如何改变中国命运问题的一种探索，可谓近代以来中央权威衰落之际思想领域争鸣的一个表现。研究杨增新的政治思想，对于理解其统治新疆的各项政策，甚有裨益。杨增新思想认识的传统性，折射出近代西北边疆地区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在经济思想方面，杨增新主张“人生天地间，莫贵于自养”，认为应打破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角色格局，提倡实业，倡导实学。杨增新之经济思想表明他实际上受到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影响，这正是其执政新疆时期经济政策相对保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杨增新具有发展新疆社会经济的认识；另一方面其发展思路虽受近代西方学理影响，但思想深处却仍是中国传统的烙印。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普遍的社会心态，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艰巨与复杂。该书详细考察了杨增新道治主义哲学中的治民之道思想。杨增新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然后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旨。该书明确指出杨增新的无为而治并非是无所作为，纠正了以往对杨氏无为而治思想认识的误解。杨增新“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认识，一方面是其对民国社会政治混乱不满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也是来为实现其道治主义政治目标学说服务的。这些新观点深化了对杨增新思想的认识，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二、对杨增新治新实践研究有深入该书作者认识到，杨增新的思想与其事功二者之间联系密切。要深刻认识杨氏思想，须紧密地与他在新疆的事功结合起来。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对杨增新治新实践也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丰，任何一点进步都十分难能可贵。作者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方面的研究，显示了较为扎实的史料梳理能力，并有所进步。在“新伊议和及伊犁革命党势力的逐步消解”一节中，作者通过爬梳史料，细致考察了新伊议和的背景与过程，对杨增新瓦解革命党势力的谋略与手段进行了详细刻画，指出其主要运用了稳定上层人士、收买下层士兵人心，牢抓新疆军政组织大权，铁血剪除敌对势力等三种手段。书中还指出，以往论者考察新伊议和时，都对伊犁方面的妥协退让持批评态度，但作者认为在当时中国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伊犁方面在短期内迅速与杨增新达成和解，避免了沙俄借新疆问题作难中国的企图，是双方忧国爱民、维护国家利益的选择，从根本上看有利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书中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科布多事件与阿尔泰并新的研究上。作者通过对《补过斋文牍》的认真梳理，对杨增新在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过程中的态度及实践行为进行了详细刻画，突破了以往研究大而化之的情况。作者认为，经过杨氏的努力经营，虽然科布多最终沦陷，但是阿尔泰地区未被沙俄、外蒙所侵吞，保障了北疆地区的战略安全，对整个国家的西北边防战略意义重大。杨氏的这一作为，与他富有经国之志，秉持国家“大一统”的理念息息相关。通过对杨增新思想与实践的较全面分析，作者认为杨氏思想及其实践，是近代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既有传统影响，又烙有近代印记。他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不是当时社会唯一的个案，而是一个群体在近代特殊时代的体现，费正清先生“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2]之论断也许正切合他们心灵深处的思维。三、大处着眼，小处着墨，恪守学术规范人物研究是一个相对具体的对象，但意义重大。正如该书作者借用“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古诗所表达的那样，历史人物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时代大背景。该书并未就人物谈人物，而是将杨增新放在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书中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政治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近代新疆的社会政治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近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逐步弱化，尤其是清末后，中国政局杌陧不安，中央权威失落，而新疆僻处边塞，中央政府对其之控制更是鞭长莫及。其次，由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弱化，外国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则进一步加剧。近代俄、英、日、德等列强争相角逐于新疆，企图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再次，本已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分裂势力产生，这些都加剧了新疆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性。可以说，该书作者的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较全面的。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兴起，国人对西北边疆颇为关注，所议颇多。作为西北边疆的重要区域，新疆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该书作者通过认真查阅相关史料，对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关系、新疆开发等层面的认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进而指出，近代国人的上述认识，是民族先驱自强不息的重要体现，是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一个体现。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反思边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这一“非常态”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对杨增新的思想及其治新实践的研究，既属于中国近代史及人物思想的研究范畴，也属于西北军阀史的研究范围。作者对西北军阀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认为西北军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宁马、青马和新疆的三个军阀统治集团。但三者各有特点，最根本体现西北军阀特色暨西北地方社会、政治特点的是宁马与青马军阀；而对新疆军阀的考察，除了考察西北社会、民族、宗教等因素外，不能忽视对新疆特殊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审视。此论表明作者对近代西北边疆问题较为熟悉，也表明其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的设想。作者对杨增新的研究扎实，恪守学术规范。阅读全书可知，作者对杨增新的相关论著十分熟悉，《补过斋文牍》（一编、二编、三编）主要是记述杨氏政治行为的史料，《补过斋日记》等主要是记述杨氏思想认识的资料。这些史料均无标注，但纵观全书，作者引用论著注释规范，断句正确，减免了读者翻检之劳，可见作者史料功夫用力尤勤。学术著作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作者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凡引用他人作品均一一注明；论及杨增新思想与具体行为时，转引较少，即使涉及也都注明转引出处。这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这些细节符合曾业英先生所言的该书“利用杨增新的文牍、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杨增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其实践展开了全面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文章资料丰富，布局合理，文字通达，符合学术规范”之评价。当然，该书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关于杨增新思想的考察较全面，但关于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实践研究方面仍有开拓空间。文中在论述杨增新思想和治新实践内在联系上还可以结合得更精熟，文字表述上还应更洗练、明快。但是，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年轻学者，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虽然存在着上述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是毫无疑问的。总之，正如马大正先生及王劲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较系统的学术著作，对杨增新思想方面的系统研究具有创新的性质。相信作者会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在杨增新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2]徐松：《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编校：宋

2024年第3期目录与内容提要丝绸之路城市史庞霄骁：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考／1张录：丝路开通初期木鹿的城市发展与功能演变／13邵大路：塞琉西亚—泰西封城市群的丝路枢纽作用／29考古与文物任冠

讲座预告讲座题目穿越西域的“青海道”丝路文物主讲人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主持人刘国防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办单位新疆社科院杂志社《西域研究》编辑部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院讲座时间2024年7月15日（周一）10:30-12:30讲座地点新疆社科院社科大厦302会议室主讲人简介葛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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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倭玛亚王朝在中亚的总督统治[1]赵永伦内容提要倭玛亚王朝（661～750年）管理中亚地区的是呼罗珊行省。呼罗珊总督代表阿拉伯帝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中亚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大量移民中亚，迫使中亚人民改宗伊斯兰教,武力镇压中亚人民的反抗，联合中亚地主贵族统治中亚人民。在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拉伯国家的哈里发是由统治集团选举产生的。661年，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即位哈里发后，利用自己的地位，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开始了阿拉伯国家哈里发世袭制。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时期，阿拉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到四大哈里发时代晚期，国家官僚机构中除哈里发外还出现了下列行政职务：负责起草文书的书记官、哈里发的特别侍从、国库长官、地方（城镇）总督、协助总督维持社会治安的法官。到倭玛亚王朝时期，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开始形成，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集政治、宗教大权于一身。然而，倭玛亚王朝的集权制是相对的，哈里发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阿拉伯部落长老会议制约，远远未达到东方专制君主那样的绝对独裁。首先，部落代表会议“沃夫德”（wafd）和贵族会议“麦吉里斯”（majlis）等氏族制度的痕迹和贵族政治的残余在穆阿维叶当政期间仍保留着。其次，倭玛亚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以阿拉伯军事贵族为统治基础的，是许多部落、多阶级等集团组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哈里发不过是这些集团的共同首领而已。到阿布杜勒·麦立克·本·麦尔旺哈里发时期（685～705年），通过官僚体制的完善、常备军的设置和对地方总督控制的加强等措施，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君主集权制度初步确立。阿拉伯国家成立初期，在哈里发以下，国家设置了政府官员、税收官员、宗教官员，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随着国家掌握财富的增加，统一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机构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1873～1874年福赛斯使团“出使”新疆路线与探察活动考[1]沈雪晨内容提要为掌握路线通道信息、拓展殖民贸易版图、将新疆打造为英俄中亚大博弈“缓冲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于1873～1874年派遣福赛斯使团“出使”新疆。使团由列城出发、翻越喀喇昆仑通道、经桑株至叶尔羌抵喀什噶尔，停留期间并曾前往察提尔库里、巴楚、阿图什、阿合奇等地考察，返程途中经柯克亚、喀喇昆仑回到列城，另派人穿越瓦罕走廊探察大小帕米尔抵阿姆河沿岸、前往和田并经西藏阿里地区返印。此次探察成果标定了沿途经纬度和海拔信息，记录下使团所见之自然与人文状况，将中国新疆及帕米尔地区首次纳入英国殖民主义知识系统，更影响到《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的新疆知识获得与东方学话语建构，成为其作者宣扬英国加速侵略新疆政策之工具。1873～1874年，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斯（Thomas

王龙泉州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牛汝极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牛汝极新发现的十字莲花景教铜镜图像考牛汝极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任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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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vavarma）和吉伐伐尔玛（Jivavarma）被重复提及。非常不幸的是，第二条铭文的剩余部分不可辨认。在吉拉斯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名字维拉瓦尔玛·贾贾（Viravarma

。2018年唐晓峰研究员在内蒙古翁牛特旗新发现的古代景教徒墓顶石是国内发现的关于元代景教徒较新的材料。唐晓峰对墓顶石的年代、族属和墓主人身份都做了考证，进一步向东扩展了元代北方草原景教徒的活动踪迹。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从大英图书馆藏新疆梵文写本看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以多文本对勘为基础范慕尤「内容提要」近期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大量中亚写本被编辑出版，其中就包含了来自我国新疆库车与和田地区的梵文《金光明经》残片，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金光明经》梵文写本，也是与昙无谶汉译本的时间最为接近的梵文本。本文以这两个文本对勘为核心，结合晚期梵文本、义净译本和藏译本对梵文写本与汉译本的关系以及昙无谶译本的特点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金光明经》的新疆梵文写本和昙无谶译本最为接近，体现了《金光明经》的早期形态。昙无谶译本在有些地方为求简洁，会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略写或将类似内容融合；有时还会补充一些解释性的翻译或是“中国化”的内容。这些都体现出译者个人的译经特色。一

Hunter作题为《西安的景教碑：连接中亚、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的主题发言；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杨效俊在探讨武周华严经典传译的基础上，对武周时期的华严美术在中国及日本的传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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