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梅花奖40周年 | 姜志涛 |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周年杂忆

Original 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 202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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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创立于1983年，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寓意，旨在推动舞台艺术的中心——演员表演艺术的发展，鼓励中青年演员的迅速成长。40年来，梅花奖已举办31届，共评出京剧、昆曲等65个戏曲剧种和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门类，涵盖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获奖演员726名，让人们看到了40年来戏剧舞台上的人才辈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文艺事业进一步大发展和大繁荣，我刊特为纪念“梅花奖”创办40周年开辟专栏，旨在探讨40年来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成就和经验。希望在表演艺术家和理论评论家的联合把脉下，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继往开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国戏剧发展谱写新的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

姜志涛

《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

为纪念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周年，《中国戏剧》从年初就开辟了专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起了戏剧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文章总结了“梅花奖”创办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戏剧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获奖演员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梅花奖”对他们在从艺道路上起到的至关重要的激励、鼓舞作用，让他们最终站在了表演艺术的最高领奖台。读后让人深受感动。获奖者的文章较多，谈办奖的较少，“梅花奖”的创办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特别是初创阶段，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下面我把知道的和经历的有关“梅花奖”的一些事情讲述出来。由于是随想，文章可能会杂乱一些，因此称作杂忆。

一、时代需要应运而生

第一至第五届的梅花奖奖盘，上面有吴作人

“为《戏剧报》梅花奖获得者而作”的书法字样

中国戏剧梅花奖在第一至第五届称“《戏剧报》梅花奖”，“梅花奖”标志性的奖盘出自国画大师吴作人的手笔，落款是“为《戏剧报》梅花奖获得者而作”。1988年《戏剧报》从第六期更名为《中国戏剧》，同年第六届“梅花奖”亦改名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在第九届之前都有书名号，从第十届开始去掉书名号，变成现在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原因是前九届是由《戏剧报》（《中国戏剧》的前身）主办，从第十届开始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故而把书名号去掉，同时也提升了“梅花奖”的地位和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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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梅花奖”讨论和评选工作会议

首届“梅花奖”的评委投票现场

首届“梅花奖”的计票现场

创办“梅花奖”的最大功臣是当初《戏剧报》的几位负责同志：主编刘厚生、方杰，副主编游默等《戏剧报》的老同志。他们深知“十年浩劫”给戏剧界造成的深重灾害，粉碎“四人帮”后到1983年戏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演员青黄不接，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要有一种激励措施，于是想到了评奖。奖励的重点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演员，这样规定是因为中青年是戏剧事业的未来，当时活跃在各剧种舞台上的正是一批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中青年演员，他们是戏剧队伍中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老主编们非常睿智地将这个奖项命名为“梅花奖”。这是因为梅花的特征是耐寒傲雪，高雅清香，梅花又往往一枝先开，然后香雪成海。在戏剧界，人们又常常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诗句来激励和赞誉一些通过勤学苦练而在舞台上闪烁光彩的表演艺术家。40年过去，如今真的是梅花怒放，香雪成海。看到这样繁盛的局面让我更加怀念策划创办这一奖项的老前辈，由衷敬佩他们高远的目光、过人的胆识、无畏的精神。

1984年，首届“梅花奖”颁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刘长瑜、李维康、叶少兰、谷文月、李雪健等15名获奖者合影

二、在探索中完善评选规则

前几届候选人的产生也很简单，由于评奖条例规定必须是当年在首都舞台演出；年龄在45岁以下。编辑部的全体同志要把当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刊登演出广告的报纸统统找来，把合乎上述标准的演员名字、剧目整理出来提供给评委会，每天的报纸广告都要查找，工作量很大。评委在备选名单中提出候选人，只要有一位评委提议，两位评委复议，就可成为候选人。

“梅花奖”评奖严格按照评奖章程和细则以及“五不照顾”原则进行。图为郭汉城、赵寻、刘厚生等评委投票

当时的评选原则是“五不照顾”，即不照顾剧院团，不照顾剧种，不照顾行当，不照顾地区，不照顾名演员。刘厚生先生在第一届“梅花奖”颁奖大会上讲话说：“我们提出‘五不照顾’的原则，是为了避免搞平衡，搞广泛照顾的现象。在一定时期中，在某些会演活动中，发奖的范围较大，照顾到各种因素的大体平衡，这是难免的，但为了艺术的真正提高，不能永远如此。因为，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往往掩盖了评奖工作应有的公平，也会失去评奖的意义和威信。”正因为坚持了“五不照顾”的原则，许多著名大剧院或知名的演员并没有“想当然”地获奖，有些较小的剧团或知名度不高的演员反倒能摘取了“梅花奖”的桂冠。评奖过程做到了公平、公正，真正是优中选优，好中挑好，“梅花奖”的权威性才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

关于评奖名额问题，在最初的评委会上经常是争论的焦点，虽然自“梅花奖”创办以后在戏剧界乃至全国观众反响越来越强烈，但也有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每次评出20多人，获奖名额太多，有过滥之嫌。有的评委提出，应该像奥斯卡那样每次只评一两名，这样才能服众。但立即遭到多数评委反对，大家认为“梅花奖”与奥斯卡奖没有可比性，“梅花奖”也要评出中国特色，我们获奖名额多是因为剧种多，从业人员多，为了激励演员勤学苦练，奋发向上，只要他们水平达到“梅花奖”的标准就应该评上，如果让大家觉得高不可攀，就没有人来争取，也就失去了“梅花奖”的意义。评奖规则、办法是在探索、讨论中不断完善的。最初的评奖章程比较简单直到第九届，中国文联党组责成中国剧协分党组把原先由《中国戏剧》主办改成中国剧协主办，《中国戏剧》杂志承办。

1987年，时任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在第四届“梅花奖”颁奖大会上介绍获奖演员

由于第九届评选中出现了问题，需要将评奖章程加以完善。当时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书记空缺）何孝充，让我（因为当时是“梅花奖”办公室主任）来执笔，草拟一份较为完整的评奖章程，经剧协分党组讨论，后报中国文联党组批准，1994年第一期公布了修改后的评选章程。

新章程主要增加了三项内容：一是总则第一条即规定“中国戏剧梅花奖”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中国戏剧》杂志承办的全国性戏剧表演艺术奖。明确了剧协主办，强调了全国性奖项。从此去掉了书名号，正式称为“中国戏剧梅花奖”。二是增设了“梅花奖”组委会，组委会是领导评委会的，如果评委会产生了分歧意见，最终由组委会来处理、解决。三是强调演员个人必须向“梅花奖”办公室申报，在此前演员个人不用填写申报材料。

三、集腋成裘艰难筹措办奖经费

在我的记忆中，初创阶段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由于是《戏剧报》编辑部主办，剧协每年只拨给专款一万元用于“梅花奖”的各种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万元算是个大数目，但对于搞一个全国性的评奖活动这点钱可谓是杯水车薪。编辑部主任（也兼“梅花奖”办公室主任）要求每个编辑想方设法去拉赞助，前几届“梅花奖”还没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拉赞助较为困难，我们的编辑同事都很为难，只好通过自己认识的熟人拐弯抹角去联系赞助单位。1988年第五届“梅花奖”颁奖前，编辑部通过烟台京剧团的导演何冠奇联系到了当时很有影响的烟台钟表厂，他们生产的“北极星石英钟”誉满全国，连续几年的春晚第一个广告都被他们夺去,当时的广告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着‘北极星’”几乎家喻户晓。厂家也不是慈善机构，是否赞助“梅花奖”并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让编辑部的人去烟台面谈，于是我奉命前往。到了烟台钟表厂一看，拉赞助的人把宣传科长的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有从广西来的，有从海南来的，还有从东北来的，四面八方缺钱的朋友都想从这个大户身上揩点油。树大招风，据说这种围着厂家讨要赞助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至今还记得钟表厂宣传科长叫张大勇，他被这些拉赞助的人纠缠得有些不耐烦，但还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拉赞助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赞助他们的活动会给北极星企业带来多少好处，这位负责广告宣传的张科长面无表情地打断来人的忽悠，几句话就把厚脸皮的“大忽悠们”打发走了，一上午没有谈成一笔。轮到接待我已接近中午，我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把办“梅花奖”的意义和这个奖对演员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以及我们遇到的经费上的困难，一一讲给他听。由于我的坦诚，张科长神情也逐渐放松，和我唠起了家常。他问我：“你们中国剧协还有一个刊物叫《剧本》，有个编辑叫温大勇？”我一听他居然知道《剧本》月刊和温大勇，距离瞬间拉近，感觉这位宣传科长不一般。我问他：“你认识温大勇？”他说：“不认识，翻看《剧本》时看见有一个编辑和我同名就记住了，我叫张大勇。”他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因此我也记住了他。他答应赞助40台北极星石英钟（约合人民币5000元），作为演员的奖品。当时获奖者的奖金是500元，第五届由于经费紧张，每人奖励一台北极星石英钟，奖金只发了350元。可见当时多么拮据。后来才知道喜庆的日子送礼不能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是谐音，不吉利。事实再一次证明封建迷信不可信，辽宁人艺的表演艺术家宋国锋就是本届（第五届）的获奖者，他欣喜地接受了奖品——北极星石英钟，后来他荣获了“二度梅”，再后来他又成为了话剧界唯一的“梅花大奖”获得者。

四、前浪更盼后浪高

李默然老师

虽然“梅花奖”是为鼓励中青年演员设立的奖项，但老艺术家格外关心、支持办好这个奖，原中国剧协主席、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堪称是护花使者，下面我来讲述李默然老师支持“梅花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1988年，第五届“梅花奖”颁奖在即，经费还差很多，编辑部的领导心急如焚，再次动员我们要想方设法去拉赞助。对我们这些只会为人家做嫁衣裳的小编辑也是个力不从心的难事，联系赞助也靠“杀熟”，我们只有借助名人的力量才能完成任务。于是我想到了当时名气最大的老乡——李默然老师。我原籍沈阳，从小就住在辽艺宿舍，默然老师和我哥哥是同事，并且又是莫逆之交。我跑回沈阳与他诉苦，请他帮助。他二话没说立即领我去沈阳啤酒厂，看得出厂长其实不很情愿，但又不能驳了大艺术家的面子，无奈之下，赞助了3000元。要知道，当时举办颁奖晚会一共才一两万块钱，3000元不少了。当初就是靠着这种集腋成裘的办法来维持“梅花奖”的活动。我胜利返京，内心里充满了对默然老师的感激之情，那么高声望的艺术家能屈尊帮我们去要小钱，怎不令人感动。我深知他不是看我这小老乡的面子，而是出于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对“梅花奖”的支持。这是第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

第二件事：1994年开始筹备第十一届“梅花奖”颁奖活动时，全额赞助我们的天津国安海运公司的老总就提出，最好邀请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来主持。我当时心里没底，考虑到默然老师演出活动很多，社会活动也不少，再加上年事已高，他能为一场演出花费这么多精力吗？但是赞助单位既然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回绝，只好答应他们努力争取，试试看。

说来也巧，1994年3月辽宁人艺建院40周年准备出一本书，邀请在京的、熟悉辽宁人艺的专家开个座谈会，请大家建言献策，同时向专家约稿，默然老师打来长途电话，把组织座谈会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欣然接受。借着开座谈会的契机，我怀着惴惴的心情，提出请他主持第十一届“梅花奖”颁奖晚会的事。没想到他用“李派”特有的语气和节奏毫不犹豫地说出四个字：“责—无—旁—贷”，又补充一句：“随时听候调遣。”我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了，可以明确答复赞助单位提出的要求了。让我感动的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更没有问出场费给多少，只是提出要在活动举办一周前把串场词寄给他，“年纪大了，得提前准备”。像他这样的大演员，开口要个大价钱不足为怪，然而，这位严肃的老艺术家，视繁荣戏剧事业为己任，“责无旁贷”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没提出，我们心里倒很不安，现在演出不给报酬的几乎没有，可是像他这样的大腕儿给多了我们付不起，给少了又觉得拿不出手，还真让我们犯了难。

颁奖活动终于来临，由于经费紧张，只安排了一次连排，默然老师当天下午才从沈阳飞抵天津。晚上连排开始，获奖演员演出的剧目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可以说是他们经常演出的拿手戏，唯独两位主持人——老艺术家李默然和本届获奖演员朱茵表现不佳。他们不但不能熟练地背下台词，有些地方照着念还念不完整，在场的人都很着急，明晚就要正式演出，电视台还要直播，这种水平哪儿行！我真为他捏一把汗，暗想：默然老师您可千万不能在这场晚会上砸了牌子。第二天他又照常参加了上午的预备会，一上午便消耗过去了。晚上他和朱茵很早就到了剧场，一老一小坐在侧幕条旁小声对词。

晚会开始，这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毕竟不凡，他那高雅的气质，潇洒的风度立即征服了观众，没开口，观众就报以长时间的、极其热烈的掌声。两位主持人与连排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表现得既自然又自信，语言也是风趣、流畅。整场晚会没出一点错。我想这除了缘于他们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外，还与他们的认真、敬业分不开。

第三件事：李默然的绝笔之作——为纪念“梅花奖”创办30周年所写的文章。每当想起这件事就让我鼻子发酸，眼圈泛红。

2012年7月23日，我给默然老师打电话，向他约稿。告诉他到2013年“梅花奖”就整整创办30年，中国剧协要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委托我，请您写篇纪念“梅花奖”创办30周年的文章。他欣然应允，电话里他声音依然洪亮，笑声依然爽朗，思维依然敏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与默然老师的最后诀别。

后来才知道，7月23日向他约稿后，第二天7月24日他就住进北京医院，其间还做了一次化疗，尽管疾病缠身，忍受着化疗的煎熬，他也没有爽约。听默然老师的公子李龙吟先生告诉我，他们是在默然老师去世后，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篇公公正正的手写文章《三十年回眸》，长达7页稿纸。龙吟估计这篇文章大概在11月6日或7日写完的，11月8日老人家就辞世了。他是用最后的时间、最后的精力、最后的智慧完成了这篇极其宝贵的文章。在2013年为纪念中国戏剧梅花奖30周年中国剧协编纂的巨型画册《梅花谱》中，默然老师的绝笔之作——《三十年回眸》赫然排在第一篇。

李默然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

画册作序

40年来，无数老艺术家都像李默然老师这样，为鼓励中青年演员，他们呕心沥血，精心维护，终于使得这株傲雪红梅，枝繁叶茂，香飘四海。如今许多为“梅花奖”做出巨大贡献的老艺术家相继离世，他们如在天有灵也会倍感欣慰。为此，我不禁想起了龚自珍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姜

志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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